2009年8月29日 星期六

仿日熱潮──清末學制的制定

2009/08/28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
【文/葉順意】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以甲午戰爭為轉捩點。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對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視的態度。甲午後,「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了「泱泱大國」的大清朝。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日本,並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一場學習日本的熱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新學制的制定並沒有取得預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並制定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制。清末學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學制制定的,但由於清政府沒有放棄「中體西用」的指導方針,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強敵何以成為榜樣
「壬寅──癸卯學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複雜。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是: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告訴中國人,日本已不是「蕞爾小國」。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為前者是往昔向己稱臣的東洋「學生」。戰後的中國人對日本充滿了痛恨和仇視,但是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對日本帶有一種欽慕,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
其次,改革人士的積極呼籲。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的口號,並提出了「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梁啟超在〈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摺〉,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江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兩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認為留學日本的益處多於留學歐美。張之洞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輿諸人,皆二十年前東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會奏〈復議新政摺〉,大力提倡留學日本。在這些革新人士的積極策動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現了一系列鼓勵留學日本的政策,並派遣大批官員赴日考察,主動學習。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中國全面向日本學習的時期,1898~1907年被稱為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門」。「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漢字比例為十之六、七。「同種」,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黃種人,在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與日本地屬同州,政體、民情最為相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同門」,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謂「師出同門」。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就有過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學習,只是當時中國是出於文化輸出地位,但是這畢竟給後來中國學習日本提供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夏偕復指出:「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鮮,取徑尤易。……我於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歧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復次,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甲午戰後,日本企圖獨霸中國,苦於實力不足,不得不另謀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對中國進行滲透。有人聲稱:「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正,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知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極力施加影響,熱情的接待中國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視,尤其是當時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緣,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赴日學習,路近費省,這對於財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張之洞指出:「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君主制,這是讓中國決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變「皇祚」的前提下,通過變革來擺脫危機。「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而近鄰日本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謀學習的榜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歐美等西方各國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體制。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最後,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雖為第三國的中國,因交戰地點在中國東北,使中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信念。
「學生」成了「先生」
甲午戰後,中國全新審視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官員赴日學習,同時高薪聘請日本教習來中國任教。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制定了頗具影響力的「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一)「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行
康有為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把著眼點瞄準了日本教育。於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拉開了留學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學生13名。留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在1902年以後快速增加,1905年達8000餘人。留日學生積極翻譯日本教育理論如《東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校制度》、《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新編日本教育法規》、《日本學制大綱》等。在制定「壬寅學制」的張百熙和制定「癸卯學制」的張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學生;另外,清政府還特別派吳汝綸、羅振玉、姚錫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政府實行「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的政策,派遣留學生的同時,高薪聘請了大量日本教習來中國從事教育工作。清末聘請日本教習的人數也是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日本教習幾乎遍布全國,奉天、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地,都有日本教習的足跡。清末,留日風潮的濫觴和聘請日本教習的颶風,使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深深打上了日本的烙印。(二)拿來主義:壬寅—癸卯學制
從戊戌維新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的學制建設已經從理論走向了實踐。清末兩個非常重要的學堂章程:《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是清政府頒行的正式法令。
《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由張百熙組織制定的,參考吸收了日本學制的特點。張百熙於1901年12月兼任管學大臣,是個推崇日本教育的漢族官員。1902年,在奏辦京師大學堂摺時就曾提議「仿日本學制,先設高等學校,作為大學預科」。「其他中、小學及專科職業學校教育,則聲明俟派員赴歐美日本考察其現行章程」,「儀器設備,則計畫先以款萬餘兩向日本採購」。張百熙還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學務。吳汝綸在日本考察約3個月時間,參觀京都、東京等地各級學校,返國後作《東遊叢錄》,向張百熙報告。這本書對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學制體系、各級學堂章程、教育統計,尤其是帝國大學之制度與課程,有詳細的記錄。雖然,《欽定學堂章程》已於此書出版前完成,但此書及1902年11月日本議員伊澤修二來華所呈的《日本學制大綱》,對《奏定學堂章程》的制訂,有顯著的作用。
《欽定學堂章程》包括六個章程:《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每一個章程之下均分為四章。日本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學校制度設置是:幼稚園、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初中(高等女學校、事業學校)、高中(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帝國大學。通過比較,可以看到《欽定學堂章程》採行了日本學制的影子。
《欽定學堂章程》雖公布於世,但並未施行。清末真正實行的是稍後由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早在「壬寅學制」制定期間,張百熙就曾向張之洞徵詢意見,張之洞向張百熙說:「日本學制尤為切用」,「宜選派學生赴日分習尋常師範及高等師範」,「至管學人員,亦須赴日學習教學法及教育行政」。張之洞還派羅振玉、王國維及黃紹琪等人赴日考察教育。羅振玉於1901年5月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主要任務是編譯出版日本教育書籍和法規。從1901~1903年間,《教育世界》刊登了多達97篇有關日本學制的譯文。作為國內唯一的教育改革論壇,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觀點以此為媒介廣泛傳播,從而影響了學制的制定。 1903年6月,張之洞開始主持學制制訂工作。經數月努力,七易其稿,於1904年1月完成,從此結束了中國新式學堂無章可循的歷史。「癸卯學制」分為三段七級,分別為初等教育階段(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階段(中學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分科大學、通儒院)。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是照搬日本的學制體系,但並沒有建立起日本那樣的近代教育體系。首先是,指導思想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束縛;其次,具體操作上存在刻板和教條的弊病。
作為海洋島國的日本,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明治維新吸收了西洋文化,對於外來文化不具有強烈的排斥,較易吸收和引進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不僅形成強烈的文化認同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優越感,且一直處於文化輸出狀態,由於這份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在接受外來文化時相當的痛苦。
對待西方文化,日本在吸收時也存在文化衝突,但沒有中國那樣強烈。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橋本左內提出「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與中國的「中體西用」異曲同工。但明治維新期間,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方針,「全盤西化」盛行。1884年,森有禮接任文部卿,將德國的國家主義與「天皇制國體」相結合,建立起日本近代教育體制。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雖貌似,但存在本質區別。「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勵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要求國民保留日本傳統文化。「和魂洋才」具有兼收並蓄的意味,它是從「東洋道德西洋藝」的二元論出發,經過全盤西化的浪潮後,從民族的立場對「脫亞入歐」再加以整合的方針。力圖融合東西方思想,並不強調日本傳統文化的優先和主導地位。
而「中體西用」的方針,將中西文化在價值和功用上加以區分,在強調「中學」的主體地位和價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學」的實用功能和補救作用,其高下之分,主輔之異、本末之別十分鮮明。
在具體操作上,中國對日本的學習過於刻板和教條。中國奉行「拿來主義」,雖有變通,但多數是照搬照抄。試以湖北幼稚園為例進行說明。1903年,湖北巡撫端方即根據《欽定學堂章程》飭令支撥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園。在此之前,中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擔。湖北幼稚園是仿日本的教育體系設立的,而且,聘請了戶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褓姆前來經辦,並由戶野美知惠擔任湖北幼稚園園長,主持園務工作,且擬訂《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該《章程》無論是幼稚園的教育宗旨還是教育內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定》中的完全一樣。甚至對幼兒的教學內容都有「日語」一項,就連設備也是從日本購進的。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便積極的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自強」與「求富」,再到康梁的戊戌維新及清末的「新政」,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國探索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學習西方,從器物到制度。曾經「西學中源」的思路抵消了文明衝擊帶給中國人的震撼,而「中體西用」也常常把西方科技作為一種國體的修補。
在中國與列強的較量中,中國是「屢戰屢敗」。甲午戰爭,中國親自領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戰爭中國目睹了日本的強大,這兩次大戰帶給中國人極大的心靈震撼,終於發現「成王敗寇」和「弱肉強食」是此時此刻國際間的遊戲規則。於是,「是非漸漸以事後的得失判斷,優劣漸漸由競爭的強弱劃分」,價值的評價和考量是非的標準徹底轉變了。「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照抄日本學制,就是這種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的心理失衡的體現。

文字書寫的歷史/了解文明,從文字起源開始

2009/08/25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文字書寫的歷史》】
書名:文字書寫的歷史作者: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譯者:呂健忠出版社:博雅書屋出版日期:2009/8/25內容介紹:
  文字書寫,已成為人類的知識最重要的工具(科學),社會的文化媒介(文學),民主表達與民眾知訊的管道(媒體),而且它本身就是藝術的表現(書法)。當今之世,完全以電子溝通為基礎的書寫系統正迅速蠶食到目前為止仍然以話語為基礎的書寫領域。文字書寫隨人類改變而改變,是判斷人類處境的一個依據。
  本書配以豐富的文物圖片,介紹世界各地的文字起源與發展,從早期塗寫於石頭和獸骨上的文字,到現代的電腦和網路上的書寫無所不包。文字的出現源始於資訊的貯藏,首先聚焦於西元前四世紀美索不達米亞出現的書寫體系。引證了腓尼基和受它影響的希臘字母表,對孕育許多符號書寫的西方、中國、越南、韓國和日本等地的文字系統,都有深入的探究。並對西歐中世紀的手稿和印刷的歷史,以及引領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技術革新和拼字規則上,分別進行探討。
新書內容搶先看:
以文字書寫未來
  「書寫是聲音的圖畫」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十八世紀這麼寫道,心中想的是他那個時代採取以人為中心的觀點評價書寫固有的目的和範圍。經過二百五十年又加上一場電子革命之後,許多人可能會同意書寫甚至超越人性,久戒不成,「戒」不斷理還亂。
  經歷數千年使用算石符號和其他技巧以及在軟泥版和其他材料上的圖像等方式呈現「不完備的文字」之後,書記發展出「完整書寫」的觀念。界定完整書寫的整體語音功能顯然在西元前四千到三千五百年間於兩河流域首度出現,形式不一而足。書寫的功能與技巧透過「刺激擴散」——觀念或習俗從一個民族傳輸到另一個民族——啟發近鄰去創造類似的系統或文字。令人驚訝的是,歷史上只出現過三個主要的書寫「傳統」:亞非(兩河流域、埃及和黎凡特及其衍生文字)、東亞和美洲。這三大傳統可能都是來自共同的蘇美源頭。
  這三大書寫「系統」也和許多過渡性的變體和複合體同時流通。所謂「過渡性」,指的是混寫的系統和混寫的文字(甚至兩者都包括,日文即是一例),無非是下列這三種的混寫:
1. 意音文字,又稱「單詞書寫」,也就是語素或書寫符號就代表單字。
2. 音節書寫,也就是語素承載個—別—的音節。
3. 字母書寫,也就是被稱為「字母」的符號代表個別的子音(子音字母表,如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或個別的子音和母音(這是完整的字母表,如希臘文和拉丁文)。
  時移歲轉,大多數的意音文字系統先後轉變為音節書寫系統,原本的語意內容逐漸被語音內容取代。字母書寫的改變卻不是這樣。先有古埃及書記精益求精,接著塞普路斯的希臘人使之「臻於完善」,字母書寫從此維持穩定的「系統」,即使有種種不同類型的先進文字爭相問世。時至今日,由於全球化與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字母書寫正開始對所有其他的書寫形成挑戰。
  十九世紀,有一位現代人類學的奠基者提出一種看法,雖有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卻不無參考的價值。他主張社會從「野蠻」演化為「文明」的關卡根本在於識字能力,在於閱讀書面語的能力。現在可能會比較傾向於視語言為社會主要的工具——把書面語當作握柄看待:書寫本身無法憑空促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的發展卻綽綽有餘。我們或許也有必要避免語言進化的觀點,硬要把語言的用途劃分為若干個演化的「階段」。意音文字、音節書寫和字母書寫這三大書寫系統都在特定的語言、社會與時代發展到極致。這三大系統並沒有等級優劣之分,也不是什麼「書寫演化」模型的不同階段——事實上「書寫演化」的模型根本是子虛烏有。它們只是書寫在開始發展之初適應不同語言與社會需求的不同形式,如此而已。
  和一般人的看法背道而馳的是,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並不是書寫系統或文字發展背後的動力,要不然像印度的婆羅米文字就不會從簡單的字音字母書寫「退化」成標示母音讀音記號的複雜系統,創造出一長串類似音節表的符號。書寫史上比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更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精確、語音方面的顧慮、系統的穩定、不模稜兩可、景仰之情,甚至還有許多通常很淺顯的因素。
  不過是前沒多久的事,法國歷史學家馬丹宣稱:「文明創造書寫,書寫與文明息息相關,所有的書寫無不反映特定文明的思考方式。」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偏偏事有不然。實情是,看來並沒有自主的「思考方式」足以為構成文明的基礎,不論哪個文明都一樣;所有的書寫都離不開借用和變造的過程,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而且「息息相關」其實是社會需求捉襟見肘時,在語音方面採取應急對策的務實措施。在讀寫能力僅限於特定少數人的社會,如古埃及或是傳教士抵達之前的復活島,書寫事實上效果非常有限。然而,在讀寫能力普及的社會,書寫的衝擊效果相當強烈。書寫保存了口說語言,透過無遠弗屆的社會影響把許許多多語言取向的處理程序整平、標準化、訂出規範,並且豐富社會的內涵,進而引發社會的動能。先進的人類社會,就如同我們在第一世界所看到的情形,沒有書寫根本難以為繼。獲得讀寫能力已成為僅次於擁有語言本身的一件大事,至少就人類所獨有的成就來說是這樣。
  如果說書寫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那就是書寫並非從無聲的圖畫逐漸「演進」而來。書寫始於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那一瞬間,而且持續數千年都是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然而,改變看樣子方興未艾。現代的研究使我們了解到,閱讀一系列的詞符或字母——我說的是「閱讀」,不是書寫——大腦的運作會把那些符號直接連結到思想,根本就避開話語這一道程序。再說,現代的電腦如今不需要人類的中介照樣按既定的語法寫來寫去。倒不是這些現象本身,而是我們對這些現象有新的了解,使得我們預期書寫的角色、外觀與技巧在未來將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發展。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一杯子的祝福》賀老街新活力

2009-08-28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即將在台北市萬華「剝皮寮」舉行的古街藝術節,四十六間街屋將展出廿四位中外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雕塑家洪易以咖啡杯及老街意象創作《一杯子的祝福》,來自巴西的安妮莎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以及攝影家陳伯義重現萬華街區影像的裝置藝術《浮光》,讓「剝皮寮」呈現新舊交替的風華。
 策展人胡朝聖表示,萬華過去就是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繁忙的區域,之後陸續有日本人、華人、外勞進駐,是異文化撞擊激烈的場域,「混搭」的概念運用在「剝皮寮」有一種剝皮重生的意象,藝術家在此挪用傳統符號、重現現實生活,最後呈現海市蜃樓般的抽象意念。
 洪易的《一杯子的祝福》期待讓作品呈現濃烈的在地之美。洪易的靈感來自於某次喝咖啡時,發現咖啡杯內的內容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是液體,也可以是一份心意。因此他創作三公尺高的咖啡杯,用鮮明的顏色彩繪著台灣民間的符號,而滿出杯外的則是一隻可愛的鴨子,相徵他對這片土地滿滿的祝福。
 巴西藝術家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則將「剝皮寮」視為一處記憶交換的基地。黑暗中閃爍著紅光的頭顱無聲交換腦中的思緒,觀眾可以透過手機的藍芽裝置傳輸私人文字、影像及故事到作品裝置中,與不同人分享自己的記憶。

剝皮寮風華再現多了藝術味

2009-08-28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完整保留清代街型及歷史建築的萬華「剝皮寮」,經歷了十年的修復之後,成為新生的歷史街區及藝文空間。「剝皮寮」位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康定路,老舊空間歷經十年「拉皮」,盡可能維持原貌,讓民眾有機會一睹古老的艋舺風華,見證當年「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的人文薈萃。
 建築學者米復國表示,「剝皮寮」是台灣少數完整保留下來的清代街區,擁有閩南騎樓獨有的建築特色,同時還保留了日治時期特有的西洋柱頭裝飾風格,相較於同時期大稻埕迪化街建築的富麗堂皇,「剝皮寮」展現的是另一種簡樸風格。
 清朝木材集散地 歷經十年整建「拉皮」
 「剝皮寮」究竟剝的是什麼皮?米復國表示,「剝皮寮」在清代是木材集散地,從福州運來的木材在這裡進行剝皮加工。「剝皮寮」曾經是清代最重要的軍事據點、商業道,繁華一時。清朝末年台灣確定割讓給日本時,唐景崧建立台灣民主國的遊行起點就是從這裡開始,這條街具有歷史、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多重意義。
 「剝皮寮」大量的歷史建築差點面臨被拆除的命運。由於商圈沒落,年久失修,台北市府一度計畫徵收劃歸為老松國小的校地。經居民自救會及樂山文教基金會極力爭取,才讓政策轉變為閒置空間再利用。
 「剝皮寮」歷經十年的復原,東側部分已於二○○四年修復完工,成立台北市第一座鄉土教育中心。西側部分則於今年完工,並朝「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園區」發展。
 「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規畫藝文空間
 記錄片導演李文鴻拍攝了《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一片,回溯「剝皮寮」的過往繁榮。李文鴻說,當地居民的故事最動人,許多早就搬離「剝皮寮」的居民,現在還是習慣搭公車回到老街上逛逛,只為重溫往日風情,看能否與老友、老鄰居不期而遇。
 李文鴻的記錄片中訪問耆老,暢談動人的古老生活點滴。像是當年萬華名醫呂阿昌的女兒呂瓊玉,現年七十歲的她回憶小時候和姊姊下課後在「剝皮寮」街上的點滴,彷彿昨日一般。當時她總是吵著問姊姊問可不可以吃點心或早些吃飯,姊姊的回答總是「要等爸爸看完病人才可以。」
 「剝皮寮」耆老周法平的父親是醫政兩棲、曾代理台北市長的周百鍊,周法平猶記得小時候常到「茶店」叫父親回醫院行醫,當時「剝皮寮」的茶店非常有名,「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台北老字號裝訂廠「太陽製本所」的老闆陳霞明,也談到當時在「剝皮寮」手工裝訂的風光場面,手工裝訂一度是「剝皮寮」盛行的行業,幾乎家家都在騎樓下「摺紙」,再送到「太陽製本所」用手工穿線、裝訂,呈現家庭手工業的趣味。
 「剝皮寮」修復完成後,自廿九日起將舉辦古街文化節,除了播放記錄片《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並將在修復後的建築空間裡舉行當代藝術展覽「混搭」,邀請廿四位藝術家作品參展。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無常襲身

第一次感覺這麼靠近佛法
萬般帶不走
只有業隨身
就在今天告知大姐學校學生H1N1擴散的消息之後
大姊很關心的說了:
那就千萬不要回家
不能跟任何人接觸
以免傳染給其他人

確實這就是生命的真實面貌
面對生命
在我目前生活無憂無慮底下
我仍須獨自面對生命的終結
縱使時間可能是再過五十年
再過七十年(那已經是個妖怪了)
每人皆需獨自己面對

縱使在美好不過的人生計劃
面對無常襲身
凡事皆過於狂妄

H1N1讓我見識了面對無常的深度恐懼
H1N1讓我理解了在生命的終點無人陪伴
只有當下好好修學
總使已屆死亡
仍是無所畏懼與牽掛

馬來西亞-馬來人與華人的矛盾之源

2009/08/13
儘管馬來西亞亦有相當多數的華人、印度人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原住民),但是馬來人佔全國人口數的比例最高,超過全國人口數的一半,而且馬來人又自認為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因此,要認識馬來西亞,就必須要首先認識馬來人。
【前言】馬來西亞獨立,在2007年正好滿五十年。由兩個完全不同的種族—馬來人、華人—所組成的國家,在歷史、文化、語言、宗教、政治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族群特色鮮明,也彼此對立;在這種衝突撞擊之中,產生了馬來西亞的獨特文化氣息。由一開始的英國殖民地,到現今的馬來西亞聯邦,中間爭取獨立的過程,與華人加入開墾、進而落地生根的這段歷史,讓這個國家的面貌更顯得豐富多樣。
馬來西亞-馬來人與華人的矛盾之源
馬來西亞的人口結構是以馬來人居多數,馬來人所信仰的回教,亦是大馬憲法第三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官方宗教(religion of the Federation);自從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國王、總理及國會的領導人都是馬來人;因此,馬來人對馬來西亞的影響不僅非常重要,而且甚至是居於主導地位。儘管馬來西亞亦有相當多數的華人、印度人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原住民),但是馬來人佔全國人口數的比例最高(50.4%),超過全國人口數的一半,而且馬來人又自認為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因此,要認識馬來西亞,尤其是要深入認識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及大馬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就必須要首先認識馬來人。
其實,就馬來西亞的憲法而言,馬來人及其他的少數民族(例如馬來半島的武吉斯人及東馬地區的達雅人),都被認定是「原住民」(the natives),其馬來文是Bumiputra,意義是「土地之子」(son of soil),因而簡稱為「土著」。但是,由於馬來人(自印尼地區移民到馬來半島)的人口,遠遠超過馬來半島及東馬地區真正的「原住民」(其他的少數民族),再加上馬來人又是統治民族;因此,馬來人就自認為是代表「土著」,如此就取得統治的正當性。
不過,就中文而言,「土著」與「原住民」的意義經常被混淆,其實這二個專有名詞的英文都是the natives。因此,「土著」與「原住民」其實就是相同的意義,包括馬來人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可是,由於馬來人居絕對的大多數,就經常自認為是代表「土著」及「原住民」,忽略其他的少數民族。
本章的目的就是介紹及分析馬來人,從馬來人的文化、宗教、社會及政治等不同的角度,解析馬來人的本質及特色。
一、回教信仰
馬來西亞憲法第十一條雖然規定人民有信仰的宗教的自由,可是憲法第三條第一款卻明文規定回教是馬來西亞聯邦的宗教(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Federation);而且憲法第三條第二款亦規定,國王就是全國宗教領袖,各州的統治者就是各州的宗教領袖,而且他們所享有的宗教領袖特權,都不可以受到侵犯。
就實際情形而言,信仰回教的人口不僅包括所有的馬來人,還包括該國其他的土著(原住民),及少數的華人;因此,據大馬政府的統計,馬來西亞信仰回教的人口比例高達60.4%。有如此高的回教信仰人口,就可知道回教在馬來西亞的重大影響力。
大馬憲法規定回教是馬來西亞的官方宗教,有很多的意涵。其中最大的意義就是,政府不僅必須合法保障回教,而且有責任及義務編列預算,提倡回教信仰及回教教育。這就是回教在馬來西亞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他的宗教就無此特權;雖然大馬憲法亦同時尊重其他的宗教信仰,馬來西亞也有其他宗教,但是只有回教是「官方宗教」,因此只有回教享有政府合法的保障及待遇。因為如此,馬來西亞各處的回教堂(清真寺)大都富麗堂皇,在全國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的清真寺(吉隆坡國際機場附近),其豪華富麗的建築,更是全國首屈一指,因為這些經費大都是來自政府的預算。
馬來人與回教的關係不僅相當密切,而且非常直接,甚至可說是毫無選擇,因為憲法規定所有的馬來人都必須信仰回教,而且回教徒不可以與非回教徒通婚。如果一個非回教徒要與回教徒結婚,不論是男方要娶或女方要嫁,都必須要放棄他(她)們的原來宗教信仰,而且要歸從信仰回教。當這些人一旦成為回教徒之後,就不能再改變信仰。因此,回教徒的人數,在這些規定之下,就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至於回教徒的法律規範,除了一般人民的法律外,還有特別的回教法庭(the Sharia Courts)。回教法庭的責任就是規範回教徒的宗教信仰,及審理有關的宗教權利及義務,包括婚姻、繼承、信仰告白、宗教禮俗等。其他的一般民事法庭(the Civil Courts)不僅不可以干預回教法庭的審判,更不可以推翻回教法庭的審判。此外,回教法庭有其特定的體系,從中央到地方,亦分成上下階級的審判體系,就如同其他的民事法庭體系;所不同的是,回教法庭專門審理回教徒的事務,其他的法庭不得介入或干擾。
馬來人的回教教育亦受到政府的特別保障,因此在一些較大的回教清真寺大都設有回教學校,專門教導馬來人的回教教義,包括可蘭經的內容,回教宗教禮儀、習俗、阿拉伯文等。這些附屬在回教清真寺的學校,大都招收中、小學生,教導他們基本及初級的回教教義,其教育經費會都由政府提供。此外,大馬政府亦開辦回教學院(大學),訓練高級的回教人才(回教宗教師),其教育經費大都是由政府補助。
上述這些有關回教的特別權力及待遇,都是因為回教是官方宗教,因此政府有義務要提供制度性的保護及規範,這是其他宗教所沒有的,只有回教才享有這些特殊的待遇及權利。
當回教受到特別保障的同時,其他的宗教就受到歧視或不平等的對待。例如馬來西亞新聞部在1988年宣布,除回教外,其他的宗教節目都不得在電視及廣播媒體播放。此外,其他宗教的建築工程亦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例如執照申請被拖延、建築物必須小於附近的清真寺、新設的教堂甚至不能懸掛十字架等。這些都顯示回教的強勢領導,其他宗教就因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二、生活文化
馬來人信仰回教,受到政府的保護及提倡;因此,回教規範的禮儀及習俗,就成為馬來人的生活及文化,亦成為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對馬來人而言,回教不僅是宗教,亦是一種文化及生活方式,這是馬來人與其他種族的最大不同。這些不同的生活文化,有時就成為族群關係的界線與鴻溝。首先,就宗教信仰而言,馬來人一天要祈禱五次,即日出前、日出後、中午時間、日落之前、及日落之後。祈禱的地點可以在家中、工作場所、或回教教堂(清真寺);在家中及清真寺內都很容易,在工作場所就較麻煩,因為各種不同的工作場所,有很大的差異,也不一定有適當的場所祈禱。但是,由於回教是官方宗教,因此,大馬政府規定只要有二十位回教徒以上的工作場所,就必須要設有祈禱室。因為如此,許多較大的公司、工廠,甚至包括機場,都設有祈禱室,而且有標示,相當明顯。
回教徒擁有祈禱室及聚會的清真寺,是其他非回教徒所無可比擬的;不論其規模、設備、及地理位置的方便程度,對回教徒而言,都相當的便利,各個社區及住宅區都有清真寺,大多數的馬來人只需要步行幾分鐘,大概就可以到達附近的清真寺。此外,回教所主辦的宗教活動及禮儀、習俗、及活動都可以公開及盛大舉行,甚至可以透過電視及廣播,進行宗教活動及宣傳。
可是,馬來西亞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民,不僅沒有這些特殊的權利,即便要主辦自己信仰的宗教活動時,亦常常受到限制,不可以使用電視或廣播進行宗教活動。此外,其他的宗教要興建禮拜堂時,其建築及規模都要受到限制;例如基督教徒若要蓋一間教堂,不可以蓋在回教清真寺附近;即便要蓋,其規模一定要小於附近的清真寺。基督徒所主辦聖誕活動及其他相關的活動,亦不可以妨害或影響到附近的回教徒,以避免引發不必要的困擾及紛爭。
其次,回教徒不吃豬肉,因為豬被認為是不潔淨的動物,這是馬來人流傳已久的生活飲食文化;有些虔敬的回教徒不僅不吃豬肉,甚至連豬油製作的糕餅及食品,都拒絕食用。就回教徒而言,不潔淨的豬及其相關之物都是不能接近的,因此,所有與豬或豬肉有關的食物或產品,都拒絕食用。但是,華人卻不是如此,華人吃豬肉亦是流傳已久的飲食文化,華人飼養豬隻,就成為傳統農家生活的一部份;因此,華人購買豬飼料、清理豬舍及豬的糞便,亦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華人在郊區飼養豬隻非常普遍,因為豬就是經濟活動的一部份。可是,這些卻是馬來人及回教徒的禁忌。
由於對豬肉的認知及觀點截然不同;因此,馬來人與華人在生活上就很難有交集。例如,馬來人到華人家中作客,華人就必須迴避招待所有與豬肉或豬油製成的食物,包括糕餅、點心、肉乾、肉絲等;馬來人也因為避免造成華人的不方便,因此,大都不願到華人家中作客,以避免造成麻煩。又如,華人若在農村或郊區養豬,其附近大概就不會有馬來人居住,因為豬飼料及豬糞便都是不潔淨的,對信仰回教的馬來人而言,都是禁忌。豬肉文化雖是生活的小事件,但是,由於二大族群的人口都很多,很容易造成生活上的強烈對比,甚至引發生活文化的不和諧及對立。
最後,馬來人不養狗,亦不將狗當寵物看待;可是,對華人而言,養狗當寵物或保護安全,已經是生活習慣的一部份,尤其是華人在鄉村地區或較偏僻的地區,大都在家中養狗,一則具有安全作用,同時又可以成為人類的好朋友或寵物。可是,對於馬來人而言,他們不僅不養狗,而且對一見到陌生人就狂吠不止的狗,頗為心生畏懼;因此,馬來人若受邀到華人家中作客,大都會問有沒有養狗。由於這種對養狗文化的認知差距,馬來人與華人就形成一種無形的隔閡與距離,相當難以突破。
綜合上述馬來人生活文化的三大特色,再加上回教徒不准與非回教徒通婚;因此,馬來人與華人的社會隔閡及文化差異,相當明顯。儘管多數馬來人與華人在主觀意願上,並不會以種族來區隔對方,但是,由於雙方在文化生活上的無形差異,卻很容易造成有形的社會距離。如果將這些文化社會的隔閡,再加上經濟及政治的差距,就發現這二大族群共同建立的國家,真是不容易。
三、經濟
在英國人到達馬來半島之前,馬來人大都過著傳統的農業生活,亦大都居住在農村及鄉村地區,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靜及敬虔的宗教生活。其次,馬來人的回教信仰相當注重宗教靈性生活,不大看重物質生活的享受;此外,馬來半島的氣候相當舒適,土壤肥沃,各種農業及經濟作物相當豐富。因此,馬來人並不大需要辛苦工作,就可輕易的取得農作物及土產,衣食溫飽沒有任何問題,如此就產生馬來人不大喜愛工作的習性;但是,這並不表示馬來人「懶惰」,這應該要有所區別。
當英國人開始統治馬來半島之際,就同時開發馬來半島,接著就引進「賺取利潤」的市場經濟及資本主義,這並不符合馬來人的原本生活文化,因為大多數的馬來人仍然住在鄉村地區,過著傳統的、簡樸的農業生活,對於「賺取利潤」的市場交易行為並不感興趣。英國人就只好引進華人,到馬來半島從事開發工作;在中國大陸沿岸的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及海南人,自十九世紀中期起就開始經歷滿清政府的衰敗,他們在自己的家鄉並沒有太多的經濟發展機會。在英國開發馬來半島之後,就因而有機會到馬來半島及其他東南亞地區,尋找經濟生活的契機。
當華人到達馬來半島之後,不僅改變華人的命運,亦改變馬來人的命運;原本過著與世無爭的馬來人,從此開始要與華人應對,而且要共同生活,共同分享及爭取資源及權利,甚至共同建立一個國家。馬來人在馬來半島已經居住很長一段時期,原本不需要競爭就可以過著平靜的溫飽日子;可是,華人的情況就並非如此,華人到馬來半島就是要來打拼的,華人一定要努力辛勤工作,才得以溫飽,若不努力賣命工作,就沒有生存的機會。這是馬來人與華人對經濟發展,最大的不同認知;因此,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造成經濟發展不同的結果,最後就形成二大族群的經濟差距,及經濟的鴻溝。
華人在馬來半島很快就與英國人結合,並共同開發馬來半島的礦產及資源,經過一般時間之後,原本赤手空拳的華人,就開始小有積蓄,接著成家立業,購地置產,開發自己的產業;因此,華人的經濟就不斷好轉,其生活就獲得更大改善。當華人經濟條件漸好時,就引進更多的同鄉及同宗,到馬來半島共同開發。再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華人不僅愈來愈多,而且經濟條件愈來愈好。住在都會地區的華人從事工業、商業,住在鄉村的華人從事農業,大都有機會獲得明顯的生活改善。
可是,馬來人的經濟清況卻並非如此。由於馬來人無法適應市場經濟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又有嚴謹的回教信仰及宗教禮儀,而且大都過著傳統的農業生活;因此,當英國人與華人共同開發馬來半島之際,馬來人的生活並未改變。可是,當自外地移入的華人經濟不斷改善時,自認為原住民的馬來人就很不是滋味。當馬來人看到身旁的華人,原本剛到馬來半島時,大都一副落魄戶的窮人模樣,可是沒隔多久,這些連溫飽都有問題的華人,卻個個轉變,有些華人甚至炫耀他們的財富。這種情境,馬來人看在眼裡,真是情何以堪!
這種因經濟生活而產生的差距,再加上原先就有的宗教差異,及社會文化的差距,就形成馬來人對華人既羨慕又排斥、既嚮往又嫉妒的複雜及矛盾心態。
四、政治
馬來人與華人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政治地位及政治組織的差異及差距。華人到馬來半島是由於經濟因素,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政治地位及身分的問題,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政治組織;因此,華人在馬來半島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在移民的初期幾乎就是一盤散沙,因為每個人大都只顧著打拼過生活。事實上,華人大都有落葉歸根的中華文化思想,他們也認為在馬來半島發達之後,仍然要回到家鄉。
可是,馬來人卻並非如此。馬來人認為自己就是原住民,他們就是土著,就是土地之子,他們不僅應該享有特殊的權利,亦應該擁有統治及主導的權力,因為他們就是馬來半島的主人;因此,馬來人就視英國人及華人為外來人及入侵者,他們對華人的感覺更是如此。尤其是當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越來越大時,馬來人就恨不得將華人全都趕回中國去!因此,每次選舉期間,馬來人的候選人批判華人越嚴厲,就越能激發馬來人的民族情緒,越有高票當選的機會,這就形成兩大種族的政治隔閡。
此外,馬來人在英國人到達馬來半島之前,就已有自己的政治組織及統治制度,他們的統治者就是蘇丹(Sultan)。馬來人的蘇丹不僅是政治的統治者,亦是社會系統的族長,更是回教信仰的領袖;因此,蘇丹在馬來人的社會就是最高的統治者,所有關乎人民的宗教事務、家庭糾紛、社會紛爭等,都是交由蘇丹處理。事實上,英國人來到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之所以能夠順利,就是他們都有與馬來人的蘇丹簽署協議,由蘇丹賦與英國人的治理權力,因此,英國才能順利的一步步取得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由於馬來人與華人對馬來半島的「歸屬」認知有如此的不同,馬來人認為他們是馬來半島的主人,因此擁有馬來半島的主權及統治權;而華人到馬來半島是移民、過客、及寄居,因而華人在馬來半島並沒有建立政治組織及制度,只有社團組織,經濟組織,及教育組織。在英國人統治期間,華人及馬來人被英國人管轄統治,政治意識及政治利益的衝突,並不明顯;可是,當雙方在爭取獨立後,政治問題及衝突就浮出檯面。
當馬來亞聯合邦(Malayan Union)於1946年成立時,英國人並未賦予馬來人統治的特權,反而給予華人合法的公民權,這就引起馬來人相當大的憤慨,更加引發馬來人的「不安全感」,亦更加引發馬來人對華人的不滿、厭惡、甚至某種程度的敵視。主要原因就是,馬來人認為他們所擁有的馬來半島,被外來的華人,不但取得經濟的資源與優勢,如今又因為取得合法的公民權,有可能進一步取得政治的統治權。這種不安全感的產生,顯而易見,亦成為日後馬來人與華人之間,處理各種事物的敏感神經。
馬來人繼續向英國爭取獨立及特別的權利,英國人就在1948年重新建立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賦予馬來蘇丹的自主權及統治權。當英國人扶植馬來亞聯邦於1957年8月31日獨立時,憲法就明文規定馬來蘇丹在馬來各州的統治地位,而且規定馬來語是官方語言,回教是官方宗教,並且政府有義務保障馬來人的教育權利及經濟利益。由於這些明文保護及獨尊馬來人的憲法條款,馬來亞聯邦得以順利獨立,馬來人的政治權益因而受到憲法及法律的保障。
然而,當馬來人的政治權益受到保障,華人的權益卻相對的沒有太多的保障,這些潛在的議題及衝突,在馬來亞聯邦獨立之後,就更多的浮出檯面,因而造成兩大種族的緊張、對立、及衝突。
結語
馬來人自認為是較早到達馬來半島的居民,又是人口數最多的種族;因此,就自認為是馬來半島的主人及擁有統治權,而將華人、印度人及其他種族視為外來的入侵者。
馬來人擁有自己的宗教及文化生活方式,雖然與華人並不相同,但是,只要各有各自的居住地區,大致可以乎相互尊重,並不會引發重大衝突。可是,當馬來人與華人逐漸拉大彼此的經濟距離時,雙方對彼此的認知就會產生差距,進而引發忌妒、不滿、及對立。這些差距再捲入政治利益的紛爭,就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情結。
在英國人殖民統治時期,馬來人與華人勉強可以相互包容共處;可是,當馬來半島獨立之後,這個難解難分的習題,就要由雙方共同承擔,這就是馬來西亞的真實面。馬來人及華人的族群問題若妥善處理,則馬來西亞就穩定發展;若無法妥善處理,馬來半島的情勢發展就令人擔憂。馬來西亞已經獨立五十年,馬來人已經建立其特有的族群意識及權益,但是馬來人是否能與華人族群建立穩定和諧的關係,不僅關係馬來人的未來發展,亦關係馬來西亞未來的發展。
(本文轉載自顧長永新書《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由臺灣商務出版)

馬來西亞-族群政治 華人與馬來人如何共存?

2009/08/27
馬來西亞宣稱為民主國家,公共事務需要依循民主的過程及原理,但是,若將族群因素考慮在內,就很難兼顧民主的特質。例如,馬來西亞獨尊馬來文為國家語言,獨尊回教為官方宗教;這倒底是要從族群觀點論之,還是要以民主觀點論之。這是一個非常難解的習題。
【前言】馬來西亞獨立,在2007年正好滿五十年。由兩個完全不同的種族—馬來人、華人—所組成的國家,在歷史、文化、語言、宗教、政治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族群特色鮮明,也彼此對立;在這種衝突撞擊之中,產生了馬來西亞的獨特文化氣息。由一開始的英國殖民地,到現今的馬來西亞聯邦,中間爭取獨立的過程,與華人加入開墾、進而落地生根的這段歷史,讓這個國家的面貌更顯得豐富多樣。
族群政府與政治
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族群政治就是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議題,不論就政府的人事安排而言,或經濟發展、教育制度、經費預算的分配,都脫離不了族群政治的因素,許多研究馬來西亞的學者大都有此共同的觀點。
可是,馬來西亞又宣稱為民主國家,公共事務需要依循民主的過程及原理,但是,若將族群因素考慮在內,就很難兼顧民主的特質。例如,馬來西亞獨尊馬來文為國家語言,獨尊回教為官方宗教;這倒底是要從族群觀點論之,還是要以民主觀點論之。這是一個非常難解的習題,馬來人及華人都各有其堅持論點,但是亦都各有其不足,這就是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
大馬獨立後的五十年期間,族群政治是實際,亦是陰影;是議題,亦是難題;是新的局面,亦是難解的困局。研究馬來西亞的政治學者,亦曾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及理論,試圖為大馬的政治發展提供良好的秘方,包括名政治學者李派特(Arend Lijphart)所提出的協商式主義(consociationalism),其主要觀點就是以民主為基礎,但同時必須尊重及接納各少數族群的意見。另外也有學者提出族群融合(ethnic accommodation)的概念,其主要論點就是各族群應互相融合,以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及互相讓步為基礎,共同制訂可以遵守的規範。
但是,學術的理論固然有其理想及觀點,卻未必可以運用到實際的政治事務,因為各個族群,尤其是既得利益者,都會堅持保障自己的權益,而弱勢族群在感受到被壓迫或受到歧視待遇時,就會積極爭取權益,甚至採取較激進的手段。當一方堅持己見時,或許會得到相同族群的支持,但是可能就失與對手談判的空間;當另一方保留談判空間時,可能有機會解決問題,但也可能喪失其權益,亦可能失去相同族群的支持。這就是難解的族群政治習題!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府與政治,至少有以下三個特點:
1.確定及保障馬來人的統治地位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及中央政府的內閣首相,都必須是馬來人,這是大馬政治的鐵律,任何政黨及個人都不得違反此定律。過去如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是如此。至於內閣部長人選亦是如此,因為絕大多數的內閣成員都是出自巫統(UMNO)的馬來人。雖然在過去的五十年,每次的大選都是由國民陣線獲勝,即便有時並未大勝(例如最近2008年3月的大選及1969年5月的大選),但是巫統仍是主要的政黨,仍是掌握政治的領導地位。
在2008年3月大選之後,國民陣線並未如過去的大勝,反對黨卻獲得空前的勝利,有些學者認為大馬的政治情勢可能有所改變。作者以為執政黨與反對黨的勢力有可能消長,但是馬來人的統治地位卻不大可能改變;因為反對黨在2008年3月的獲勝,主要還是靠馬來人的力量。雖然代表華人的民主行動黨(DAP)亦頗有斬獲,但是反對黨聯盟仍是以馬來人主導,安華就是反對黨的領導人物;因此,即便反對黨在下次選舉獲勝而成為執政黨,馬來人仍是居於統治的地位,馬來人仍是大馬政府的領導者。
2.華人與馬來人的共容及共存馬來西亞雖號稱有三大族群,但是華人及馬來人卻是最重要的二大族群,亦是族群政治的二個最主要的行為者(actors)。在大馬獨立的五十年期間,大多數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教育的議題及爭執,都是發生在這二大族群。由於華人並非居於主導地位,因此華人經常感覺受到馬來人在政治及政策的壓迫,因而就發生多起的抗爭事件,包括茅草事件、教科書事件、國小考試事件等。
華人與馬來人是差異非常大的二個族群,然而人數卻並未有顯著的差距;雙方的關係非常的錯綜複雜,很難予以釐清。簡言之,馬來人認為自己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華人是外來者;因此,馬來人應居於統治的地位,華人必須遵從馬來人訂定的規範。華人卻認為他們已經在大馬生根,已經是大馬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因此,華人的文化、語言及教育都應受到尊重及保障。這個簡單的道理,華人及馬來人都非常明白,問題就是很難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華人與馬來人如何共容及共存?這個問題至今卻沒有完美的解方,馬來人及華人已經摸索及嘗試五十年,但是族群議題仍是雙方爭執的焦點,雙方仍將面對未來的五十年或更久!
3.強勢的中央聯邦政府就理論而言,聯邦制的國家大都強調及尊重各地方政府(州)的特色及自主性的發展;中央的聯邦政府大都負責全國性質的事務,中央與地方各自有權力及事務的劃分,中央並不會干預地方政府的事務,因此,聯邦政府並不是一個強勢的政府。美國就是一個例證。
可是,馬來西亞的聯邦制卻與美國的聯邦制有所不同,因為大馬的中央政府是一個強勢的聯邦政府,是一個不僅具有龐大行政權的中央政府,亦是一個擁有立法權的最高行政機構。此外,大馬的中央聯邦政府擁有全國財政及稅收,亦是預算及資源的分配者。
馬來西亞各州的政府並沒有完整及獨立的賦稅權力,因為其大部分的預算都是來自中央的聯邦政府,如此,就形成一個強大及強勢的聯邦政府,各州的地方政府相對而言,就相當弱勢,因為地方政府的預算及建設都常常需要仰賴中央的補助。因此,地方政府若與中央聯邦政府不合或領導人出自不同政黨,就會受到中央的刁難。例如吉蘭丹州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回教黨所執政的州,與中央聯邦政府掌權的巫統,是互相對立的政黨,因此,吉蘭丹來自中央的經費及預算就相當不夠,經過多年之後,導致吉蘭丹的建設及發展都相當落後,與大馬其他各州有明顯的不同。
大馬的聯邦體制其實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聯邦制,各州的地方政府大都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各州無法單獨徵收進口稅、出口稅、所得稅,亦無法向國外貸款。但是,各州為了地方的發展,除了仰賴中央聯邦政府的補助外,有時必須自行籌款以增加財源,例如拍賣各州的土地及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例如森林、石油,及礦藏等)。擁有較多自然資源及礦藏的州(例如沙巴及砂撈越),其經費及財源可能較豐富,其他各州就較困難。因此,就財政而言,各州的地方政府並無完整的自主權,大都依靠聯邦中央政府的補助。
就立法權而言,大都屬於國會的下議院(Lower House),馬來文稱之為Dewan Rakyat。根據大馬憲法第62條規定,所有的國家法律都須經過下議院二分之一的多數通過,但是有關變更馬來人的權益(憲法第89條)及修改憲法(憲法第159條),就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 因此,只要在下議院掌握過半數的席次,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權。
大馬自獨立以來,下議院的多數黨都是「國民陣線」,而且都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換言之,只要大馬內閣政府決定的政策或法律規章,都可以在下議院順利通過。因此,由大馬自獨立以來的政治權力結構觀之,中央內閣政府不僅擁有行政權,亦擁有立法權,中央政府通過的法律,各州政府都必須遵守,並無太多對抗的籌碼。
最後,大馬中央集權的聯邦政府,也有族群因素的考慮,因為聯邦政府擁有控制各州的權力,而聯邦政府的執政黨又是以巫統為主導的「國民陣線」,而巫統就是代表馬來人的權益,內閣首相及多數的部長都是來自巫統(UMNO),至於由其他政黨擔任部長的部門,其政務部長亦大都是來自巫統。
因此,簡單言之,馬來西亞中央集權式的聯邦政府,其實就是一個以馬來人為領導中心的政府,不僅擁有中央聯邦政府的內閣行政統治權,亦控制聯邦政府的立法權,及各州的地方政府。因此,有學者認為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而言,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可是,就實際的政治運作而言,馬來西亞卻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單一體制國家(Unitary System)。
(本文轉載自顧長永新書《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由臺灣商務出版)

半世紀來輪替僅曇花一現

2009-08-27
中國時報
【黃菁菁/東京專題報導】
 自民黨自一九五五年建黨執政半世紀以來,才經歷過一次短暫的政權輪替。
 一九九三年眾院選舉時,八個在野黨共組聯合政權,推翻第一大黨自民黨,由日本新黨黨魁細川護熙出任首相。當時由於接二連三發生政府高官與企業金錢掛勾的醜聞,凸顯出一黨獨大的腐敗,使國民厭惡金權政治,渴望政治改革。
 原是自民黨員的民主黨前黨魁小澤一郎當時是主張政治改革的前鋒,也是實現政權輪替的幕後黑手。當年他離開自民黨,自組新生黨,提倡實行小選區制,讓日本朝兩黨制邁進。不過,基礎不夠穩固的細川政權才十個月就無疾而終,政權又交給自民、社會、新黨先驅三黨組成的執政聯盟,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

小檔案-眾院選舉制度小選區+比例代表

2009-08-27
中國時報
【本報訊】
日本眾院選舉制度採「小選區和比例代表並立制」。 日本一九九四年因中選區的政治活動太花錢等理由而引進小選區制,一九九六年起正式實施「小選區和比例代表並立制」。 四八○席的眾議院議員席次當中,全國分成三百個小選區,由選民直接選出三百席眾議員;另外一八○席的比例代表席位,全國畫分成十一個選區,各政黨依比例代表選舉得票數分配席位。 投票時每位選民可領兩張選票,小選區選票投候選人,比例代表區選票投政黨。

2009年8月26日 星期三

一九六七年發生了甚麼事?

2009/08/24
好,所以我們不是以色列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至少爸爸是。他要我從書架上拿來一本藍色的書,書背上用白色的大寫字母寫著:巴勒斯坦是我的祖國。我覺得這很好笑,因為以色列國旗就是藍白兩色。
【前言】
妮達莉,一個像龍捲風般的開朗少女,她在波士頓出生,但旋即被父母帶回科威特,在那裡長大。出生於伊斯蘭家庭,她有許多不得不遵守、服從的規定與被寫定的命運;而環境中發生的種種紛擾、戰爭,她無從躲避,可是,這些都不是她的問題,因為她有超級無敵的武器──幽默,可以對抗邪惡世界!
一九六七年發生了甚麼事?
我想將話題從媽媽身上移開,所以我說:「一九六七年發生了甚麼事?」爸爸笑了並轉過來看我,但是我的表情一定洩漏了我是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甚麼?妳那該死的學校!該死的英國人,那些背負著殘暴與苦難歷史的粉紅豬。他們竟然甚麼都沒教。禮拜六,禮拜六你轉到新學校去,一所阿拉伯學校,跟阿拉伯同學、阿拉伯老師一起,沉吟在阿拉伯世界裡,上歷史課。妳那所爛學校的歷史課都學些甚麼了?關於過去,妳都學了些甚麼?」
我無奈地聳聳肩,答道:「維京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市區,我們的公寓就在幾條街外。我轉向西邊,凝視著那個黑暗而沉靜的海灣。
「該死的維京人。」他大叫,並用力踩剎車,輪胎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以示抗議,我又想起了媽媽。我們的車停在路中央,向右邊偏了一點。弟弟在後座咯咯傻笑,對他來說這是一趟很有趣的旅程。爸爸走出車外面向阿拉伯灣、面向冒煙的引擎,面向空無,開始滔滔不絕地發表長篇大論。「真是,我對那些作賤愛爾蘭、南非跟巴勒斯坦的人還期待甚麼呢?但願天主的怒火把妳們學校的老師都燒死。今晚!今晚我就來給妳上一堂關於妳的歷史的課。如果妳只讀過那些討厭的野蠻人的歷史,妳以後要怎麼成為一國的部長、國務卿或教授呢?希望他們居住的洞穴成為他們永久的居所。那些賤貨。」
很好。
我只想邊看法兔塔秀,邊吃咋塔漢堡。法兔塔秀講一個留著翹八字鬍的小丑法兔塔的故事──縮小版的法兔塔一直跟著真正的法兔塔,那個縮小版的他只有三呎高、戴著藍色遮蔽物,穿著一套淺綠色的西裝,打了一個很大的領結,還穿了一雙實在有夠大的小丑鞋。但這是不可能的。爸爸將要以犧牲媽媽將她留在沙漠裡,以及用歷史課把我搞到筋疲力竭,來結束這個美麗的夜晚。
我那本厚厚的小方格數學筆記本翻開在桌上。爸爸對我講述歷史。我知道了關於蘇伊士運河的歷史(當他發現我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們倒帶從一九五六年講起),以及我外公如何成為「自由軍官」這樣的鬥士。外公是媽媽的爸爸,但是我爸把他視為歷史人物,這樣他就不需要聯想到我媽。一九五二年外公與許多位自由軍官率領一整個軍營去面見埃及法魯克國王要求其離開。嗯,爸爸是說「滾開」,但是我不能說髒話。所以外公要求法魯克國王下台,送他上了一艘名為「瑪魯莎」──英譯為「保護者一號」──的船到英格蘭。「你這麼喜歡搭們,那去跟搭們一起生活。」爸爸模仿外公的話說。接下來是那塞爾,爸爸有他的錄影帶。已經過了凌晨兩點,爸爸讓我看這些錄影帶。那塞爾一直不斷大聲喊叫,我睏到連眼皮都垂下來,幾乎打起盹來了,但是爸爸的手臂撐住我的下巴,要我看他手臂上的汗毛。「它們都豎起來了!」我看到他的汗毛確實是豎起來了。「那個人是個聖人,真主憐憫他的靈魂,願他安息!」爸爸告訴我有關一九六七年的歷史。他拿了一本他在美國買的舊《生活》雜誌給我看,裡面都是以色列人的照片。我看到一張地圖,上面的箭頭都從巴勒斯坦指向埃及、敘利亞以及約旦。他要我讀那篇文章,我照做。這個以色列以及她的力量讓我相當驚愕,我問爸爸既然他也是從巴勒斯坦來,那我們算不算是以色列人,因為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現在是一樣的。
爆炸了。完全就是爸爸引發的地震。好,所以我們不是以色列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至少爸爸是。他要我從書架上拿來一本藍色的書,書背上用白色的大寫字母寫著:巴勒斯坦是我的祖國。我覺得這很好笑,因為以色列國旗就是藍白兩色。爸爸翻到上面有真正巴勒斯坦國旗的那一頁,然後要我不斷照這張地圖畫。陽光偷偷灑進客廳,照進爸爸跟我以前漆的那片森林裡。漆上去的葉子動了幾下,一小滴一小滴的露珠開始滴在紫色草地上了。
我整夜沒睡。
爸爸檢查我畫的最後一張地圖,他稱它為「家的地圖」,然後讓我離開,稱讚我把加利利畫得很好,就像一把水中的小提琴。
(本文轉載自朗達‧婕拉爾新書《帶走月亮的女孩》,中文譯本由大塊文化出版)

日媒面對歷史—播送刺殺明成皇后紀錄片

朝鮮日報/記者崔乘炫/朝鮮日報中文網提供】
據悉,日本最受歡迎的新聞節目今晚將首次播放有關明成皇后的新聞,而引發高度關注。
該新聞特輯記錄了1895年刺殺明成皇后案件的全貌和當時兇犯的後代時隔110年後來到韓國謝罪的情景,將於24日晚10時通過朝日電視向全日本播出。
2005年5月,殺害明成皇后的兇犯之一國友重章的外孫河野龍巳(右)來到京畿道南陽州市洪陵,向高宗的孫子李忠吉低頭謝罪。朝鮮日報資料照片/朝鮮日報中文網提供
朝日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報導Station》在日本主流電視台新聞節目中收視率最高(20%),它將通過長14分鐘的特輯播出關於明成皇后被刺殺的新聞。該新聞特輯是在66歲的韓國著名紀錄片導演、韓中日電視節目製作論壇的常任組織委員長鄭秀雄2005年製作的紀錄片《追蹤110年前明成皇后被殺案》的基礎上製作的。朝日電視台相關人士表示,因為日本人不太瞭解這段歷史的真相,所以決定播出。
對日本來說,刺殺明成皇后的事件可謂一段「羞恥的歷史」,在日本幾乎不為人知。
鄭秀雄的紀錄片中,不但揭示了日本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派出48名刺客闖入景福宮,暗殺明成皇后的史實,還記錄了行兇刺客中的國友重章的外孫河野龍巳(88歲)和家入嘉吉的孫媳家入惠子(76歲)等首次來韓謝罪的場景。朝日電視台新聞節目將播出,2005年後每年都來韓請求寬恕的明成皇后兇手子孫的情景。
對於朝日電視台報導暗殺明成皇后事件一事,鄭秀雄表示:「因為韓流等的影響,日本人對韓國的關注越來越高,播出這個節目是想還原圍繞著兩國的歷史真相。」該新聞原定在15日日本「停戰紀念日」前播出,但由於水災等各種災害新聞的緊急播出,推遲了播出日期。
歷任韓日文化交流會委員長的檀國大學客座教授金龍雲(音)說:「雖然日本各電視台最近都在播出對過去的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進行反省的節目,但播出內容如此客觀直白還是前所未有的。不但正面展現了明成皇后被暗殺這一被視作日本歷史上不曾存在的事實,還記錄了當時兇犯的後代來到韓國謝罪的場面,將引起巨大反響。」朝日電視台還將在《電視紀實》(義譯)節目中,播出長達30分鐘的關於刺殺明成皇后事件的紀錄片。鄭秀雄表示,明年春天將播出長達2小時的新編版紀錄片,屆時將在日本全境舉行巡迴上映會。
【2009-08-25/朝鮮日報中文網】

日播暗殺明成皇后紀錄片引討論

2009-08-26
新聞速報
【中廣新聞/葉柏毅】
日本朝日電視台的著名夜間新聞,播出了有關日本暗殺朝鮮王朝末代皇后「明成皇后」的內容,在日本社會引發廣大討論。
報導先是展示了位在景福宮的明成皇后遇害地點,接著再播出罪犯後代之一的「河野龍巳」,在2005年訪問南韓時,向明成皇后的後代子孫當面謝罪的鏡頭。
報導強調,日本暗殺組織入侵朝鮮皇宮,刺殺了明成皇后,罪犯的後代,在之後的八十多年裡,一直為祖先所犯下的罪行而痛苦不堪。
節目主持人,也是日本著名主播「古館伊知郎」表示,他們之所以要播出這樣的單元,是要日本反省,一個國家為了發展壯大,而侵略其他國家,進而引發戰爭時,這樣的悲劇必然會發生;由於被侵略國家的怨恨和心結不會輕易解開,所以日本應該承認侵略的歷史,從民間層面率先伸出友誼之手。

2009年8月25日 星期二

恐懼的氛圍遠比真實來得令人心惶惶

就在今天下午
一中傳出四位同學得了H1N1的疫情

從不尋常的聽到上課廣播
衛生組集合某些班級開始
內心似乎進入另一個次元
恐懼悄悄滲入每個人的心中

辦公室開始討論上課廣播的原因
有人說一定有不尋常的事情
又有人接著說會不會是我們學校感染了H1N1
另有人回說中午看到某個學生戴口罩好像感冒
再有人說新生訓練在康樂館不就傳染的很快
最後……
黑色情緒透過話語的交織佈滿一中每位師生的內心

接著廣播各班速回教室大掃除且提早回家的舉動
恐懼的情緒儼然在心中被建構完成
教務處後續提醒同學注意衛生感冒等事項
再度強化與鞏固恐顧的情緒

令人恐佈的力量
繼續透過高三生恐因此延誤課程與考試而徹底腐蝕心中抵禦H1N1入侵的勇氣
老師也擔心H1N1放假恐延誤寒假與周六日行程而信心癱瘓….

恐怖的力量
不在自身
而在絮語滔滔之中穿梭
淹沒了真實的自身

革命家或劊子手?導演犀利質疑

2009-08-25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去年適逢切.格瓦拉的八十冥誕,由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執導的切格瓦拉傳記電影去年引起矚目,他在片中談到切的理想,同時也提出質疑。而片中飾演切的德爾托羅(Benicio Del Toro)更因這部片子獲得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然而這部片長達四小時,片商將分成《切 廿八歲的革命》、《切 卅九歲的告別信》兩集同步上映。
 上集《切 廿八歲的革命》描述結束摩托車環遊南美之旅的切,以阿根廷人的身分參與古巴革命,帶領叛軍推翻舊政權。下集《切 卅九歲的告別信》描述切和卡斯楚理念不合,離開古巴繼續推動海外革命的理念,甚至遠赴剛果從事游擊戰,最後在玻利維亞被軍隊處決。
 這部影片仿紀錄片形式呈現,彩色畫面是切與人民為伍或從事戰鬥的情節,黑白畫面則是他接受美國媒體訪問及演說的情形。片中切時而展卷溫書、時而扛起迫擊炮攻占城池,在聯合國演說的畫面,更令人印象深刻。但這部片子不只是讚揚切的理想,也提出批判。他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家,還是冷酷的劊子手?導演藉記者的犀利提問,要他對大規模處決異己的肅殺提出解釋。切的說法是,只要對國家及革命不利,都必須掃除。
 另外,美國導演布拉德利(Eduardo Montes-Bradley)拍攝了紀錄片《革命英雄切格瓦拉》,DVD即將在台發行。

硬漢作家 隨手抄寫詩與小說

2009-08-25 中國時報 【林欣誼/台北報導】
 身為叢林游擊戰中出生入死的戰將,切.格瓦拉的血液裡,同時流著浪漫的作家因子。奉獻給革命的短短卅九歲生命中,他留下大量的隨筆、日記和書信,已出版的包括紀錄青春時代美洲之旅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整理戰時點滴寫成的《古巴革命實錄》、《剛果革命實錄》,以及記載到人生最後一夜的《玻利維亞日記》等。
 在玻利維亞組織游擊戰時,下一秒就要挺起槍向前衝,切的懷裡還抱著一本綠色筆記本,在深夜的營地裡一筆一劃手抄詩歌,後來出版成抄寫六十九首西語詩篇的《切的綠色筆記本》。他還留下許多未出版的詩和小說手稿,難怪許多人相信,如果沒投身革命,切將可能成為拉丁美洲傑出的作家。
 台灣過去曾出版的相關書籍,包括《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Che語錄》、卡斯楚所寫的《切.格瓦拉:卡斯楚回憶錄》,以及小說《切.格瓦拉之死》、傳記《切.格瓦拉畫傳》等。近日,台灣首度引進紀錄切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兩部著作《古巴革命紀實》、《玻利維亞日記》,讓讀者一窺革命偶像如詩般的理想情懷,十一月還將推出攝影文集《切.格瓦拉的影像與記憶》。

切最後生命紀實 玻國日記揭祕

2009-08-25 中國時報
【林欣誼/台北報導】
 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早成為傳奇的印記,除了象徵永不妥協的革命精神,更成了一代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反叛標誌。今年八、九月間,切的重要著作《古巴革命紀實》、《玻利維亞日記》首次在台出版,加上大導演索德柏執導《切 28歲的革命》、《切 39歲的告別信》上映,將是難得一次對切的全面介紹。
 切一九二八年生於阿根廷上流家庭,原本他打算繼承父業,進入醫學院就讀,但一趟遊歷南美洲的摩托車之旅,啟蒙了他的人道思想,他決定投入古巴解放游擊軍,與卡斯楚並肩作戰,革命成功後出任古巴官職。
 書與電影齊出 革命英雄刮旋風
 這次出版的《古巴革命紀實》為切的女兒亞蕾伊達.格瓦拉審定的增修版本,切寫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五九年他參與古巴革命的歷程。
 在切優美的筆調下,讀者彷彿與他一同走進樹枝橫倒、山路縱橫的叢林中,身上背著戰備,小心翼翼不讓腳下發出一點聲響。他在文中分析戰事發展,紀錄與隊友之間的討論爭辯,也有許多抒情篇章。例如有篇描寫跟隨隊伍的小狗仔不停嗚嗚叫,他下令將牠絞死。「事後,大家陷入一片沉默,內心卻湧現一股悸動…那隻被處死的小狗仔,正透過那雙溫馴的眼睛,控訴著我們的罪行。」
 一九六五年,切為了繼續實踐解放工農階級的信念,告別卡斯楚、家人與職位,先到剛果組織解放游擊隊,又到玻利維亞,展開人生最後一段寂寞的戰鬥旅程。
 貫徹解放理想 他踏上玻國旅程
 《玻利維亞日記》便紀錄他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隔年十月七日,在玻利維亞山區游擊作戰的點滴。筆調平和低沉,充滿批評反省。有時他以「平安無事的一天」開場,有時則寫「一齣悲喜劇拉開今天的序幕…」他在書中提到人力資源匱乏、與玻利維亞共產黨的不和,以及他的氣喘惡化等。
 切多次預知可能被擄獲,卻無死亡的膽怯,被捕前一天的日記中寫著:「情況不複雜,還頗有田園味道…」兩天後,他被玻利維亞軍隊槍決,死於叢林中。
 卡斯楚萬言序 為老戰友記一筆
 這本日記成了他生命最後的見證。據說當年玻國軍方發現這本日記後,祕密存放軍情局的保險箱內。後來內政部長偷偷影印送出給卡斯楚,經判定無偽後,一九六八年在古巴出版,卡斯楚還為老戰友寫了長達一萬字的序言。這本書被譯為多國語言,一再再版。
 翻譯《玻利維亞日記》的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教授陳小雀,曾在二○○七年舉辦「切.格瓦拉逝世四十周年紀念論壇」時說:「我想重新解讀切,給他文學家的地位!」雖然切的「硬漢」形象深入人心,但閱讀他的著作後,不禁為他的文學風采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