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日熱潮──清末學制的制定

‧歷史月刊 2009/08/28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
【文／葉順意】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以甲午戰爭為轉捩點。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對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視的態度。甲午後，「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了「泱泱大國」的大清朝。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日本，並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一場學習日本的熱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新學制的制定並沒有取得預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並制定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制。清末學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學制制定的，但由於清政府沒有放棄「中體西用」的指導方針，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強敵何以成為榜樣
「壬寅──癸卯學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複雜。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是：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告訴中國人，日本已不是「蕞爾小國」。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為前者是往昔向己稱臣的東洋「學生」。戰後的中國人對日本充滿了痛恨和仇視，但是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對日本帶有一種欽慕，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
其次，改革人士的積極呼籲。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的口號，並提出了「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梁啟超在〈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摺〉，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江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兩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認為留學日本的益處多於留學歐美。張之洞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輿諸人，皆二十年前東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會奏〈復議新政摺〉，大力提倡留學日本。在這些革新人士的積極策動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現了一系列鼓勵留學日本的政策，並派遣大批官員赴日考察，主動學習。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中國全面向日本學習的時期，1898～1907年被稱為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門」。「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漢字比例為十之六、七。「同種」，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黃種人，在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與日本地屬同州，政體、民情最為相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同門」，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謂「師出同門」。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就有過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學習，只是當時中國是出於文化輸出地位，但是這畢竟給後來中國學習日本提供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夏偕復指出：「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鮮，取徑尤易。……我於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歧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復次，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甲午戰後，日本企圖獨霸中國，苦於實力不足，不得不另謀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對中國進行滲透。有人聲稱：「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正，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知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極力施加影響，熱情的接待中國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視，尤其是當時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緣，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赴日學習，路近費省，這對於財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張之洞指出：「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君主制，這是讓中國決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變「皇祚」的前提下，通過變革來擺脫危機。「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而近鄰日本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謀學習的榜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歐美等西方各國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體制。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最後，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雖為第三國的中國，因交戰地點在中國東北，使中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信念。
「學生」成了「先生」
甲午戰後，中國全新審視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官員赴日學習，同時高薪聘請日本教習來中國任教。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制定了頗具影響力的「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一）「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行
康有為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把著眼點瞄準了日本教育。於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拉開了留學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學生13名。留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在1902年以後快速增加，1905年達8000餘人。留日學生積極翻譯日本教育理論如《東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校制度》、《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新編日本教育法規》、《日本學制大綱》等。在制定「壬寅學制」的張百熙和制定「癸卯學制」的張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學生；另外，清政府還特別派吳汝綸、羅振玉、姚錫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政府實行「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的政策，派遣留學生的同時，高薪聘請了大量日本教習來中國從事教育工作。清末聘請日本教習的人數也是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日本教習幾乎遍布全國，奉天、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地，都有日本教習的足跡。清末，留日風潮的濫觴和聘請日本教習的颶風，使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深深打上了日本的烙印。（二）拿來主義：壬寅—癸卯學制
從戊戌維新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的學制建設已經從理論走向了實踐。清末兩個非常重要的學堂章程：《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是清政府頒行的正式法令。
《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由張百熙組織制定的，參考吸收了日本學制的特點。張百熙於1901年12月兼任管學大臣，是個推崇日本教育的漢族官員。1902年，在奏辦京師大學堂摺時就曾提議「仿日本學制，先設高等學校，作為大學預科」。「其他中、小學及專科職業學校教育，則聲明俟派員赴歐美日本考察其現行章程」，「儀器設備，則計畫先以款萬餘兩向日本採購」。張百熙還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學務。吳汝綸在日本考察約3個月時間，參觀京都、東京等地各級學校，返國後作《東遊叢錄》，向張百熙報告。這本書對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學制體系、各級學堂章程、教育統計，尤其是帝國大學之制度與課程，有詳細的記錄。雖然，《欽定學堂章程》已於此書出版前完成，但此書及1902年11月日本議員伊澤修二來華所呈的《日本學制大綱》，對《奏定學堂章程》的制訂，有顯著的作用。
《欽定學堂章程》包括六個章程：《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每一個章程之下均分為四章。日本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學校制度設置是：幼稚園、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初中（高等女學校、事業學校）、高中（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帝國大學。通過比較，可以看到《欽定學堂章程》採行了日本學制的影子。
《欽定學堂章程》雖公布於世，但並未施行。清末真正實行的是稍後由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早在「壬寅學制」制定期間，張百熙就曾向張之洞徵詢意見，張之洞向張百熙說：「日本學制尤為切用」，「宜選派學生赴日分習尋常師範及高等師範」，「至管學人員，亦須赴日學習教學法及教育行政」。張之洞還派羅振玉、王國維及黃紹琪等人赴日考察教育。羅振玉於1901年5月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主要任務是編譯出版日本教育書籍和法規。從1901～1903年間，《教育世界》刊登了多達97篇有關日本學制的譯文。作為國內唯一的教育改革論壇，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觀點以此為媒介廣泛傳播，從而影響了學制的制定。 1903年6月，張之洞開始主持學制制訂工作。經數月努力，七易其稿，於1904年1月完成，從此結束了中國新式學堂無章可循的歷史。「癸卯學制」分為三段七級，分別為初等教育階段（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階段（中學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分科大學、通儒院）。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是照搬日本的學制體系，但並沒有建立起日本那樣的近代教育體系。首先是，指導思想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束縛；其次，具體操作上存在刻板和教條的弊病。
作為海洋島國的日本，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明治維新吸收了西洋文化，對於外來文化不具有強烈的排斥，較易吸收和引進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不僅形成強烈的文化認同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優越感，且一直處於文化輸出狀態，由於這份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在接受外來文化時相當的痛苦。
對待西方文化，日本在吸收時也存在文化衝突，但沒有中國那樣強烈。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橋本左內提出「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與中國的「中體西用」異曲同工。但明治維新期間，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方針，「全盤西化」盛行。1884年，森有禮接任文部卿，將德國的國家主義與「天皇制國體」相結合，建立起日本近代教育體制。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雖貌似，但存在本質區別。「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勵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要求國民保留日本傳統文化。「和魂洋才」具有兼收並蓄的意味，它是從「東洋道德西洋藝」的二元論出發，經過全盤西化的浪潮後，從民族的立場對「脫亞入歐」再加以整合的方針。力圖融合東西方思想，並不強調日本傳統文化的優先和主導地位。
而「中體西用」的方針，將中西文化在價值和功用上加以區分，在強調「中學」的主體地位和價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學」的實用功能和補救作用，其高下之分，主輔之異、本末之別十分鮮明。
在具體操作上，中國對日本的學習過於刻板和教條。中國奉行「拿來主義」，雖有變通，但多數是照搬照抄。試以湖北幼稚園為例進行說明。1903年，湖北巡撫端方即根據《欽定學堂章程》飭令支撥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園。在此之前，中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擔。湖北幼稚園是仿日本的教育體系設立的，而且，聘請了戶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褓姆前來經辦，並由戶野美知惠擔任湖北幼稚園園長，主持園務工作，且擬訂《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該《章程》無論是幼稚園的教育宗旨還是教育內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定》中的完全一樣。甚至對幼兒的教學內容都有「日語」一項，就連設備也是從日本購進的。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便積極的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自強」與「求富」，再到康梁的戊戌維新及清末的「新政」，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國探索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學習西方，從器物到制度。曾經「西學中源」的思路抵消了文明衝擊帶給中國人的震撼，而「中體西用」也常常把西方科技作為一種國體的修補。
在中國與列強的較量中，中國是「屢戰屢敗」。甲午戰爭，中國親自領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戰爭中國目睹了日本的強大，這兩次大戰帶給中國人極大的心靈震撼，終於發現「成王敗寇」和「弱肉強食」是此時此刻國際間的遊戲規則。於是，「是非漸漸以事後的得失判斷，優劣漸漸由競爭的強弱劃分」，價值的評價和考量是非的標準徹底轉變了。「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照抄日本學制，就是這種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的心理失衡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