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報╱大陸新聞組廣州4日電】
2009.09.04 04:11 pm
國家文物局已初步決定將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五市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計畫。專家認為，五市捆綁申遺將加快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進程。
信息時報報導，廣州市文化局透露，「海絲」申遺還有望從目前中國數個城市的捆綁擴展到中亞五國，跨國整合成一個大項目。
國家文物局在無錫召集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五省文物局，以及泉州、寧波、廣州、揚州、蓬萊五市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機構，就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事宜進行座談，五市初步被納入「海絲」申遺計畫。專家認為，五市的捆綁申遺將加快海上絲綢之路的進程。
絲綢之路聯合申遺，是整個亞太地區第一個作為「文化線路」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據報導，絲綢之路分沙漠、草原和海上線路。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陳玉環透露，海上絲綢之路將跨國整合成一個大項目來申遺。
根據國際申遺規則，絲綢之路作為2010年世遺申報項目，中國和中亞國家應於2008年9月、10月間向世界遺產中心提交絲綢之路申報初審文本，2009年8月起接受國際專家考察評估。報導指出，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報導說，保存在廣州市內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共有20多處。
【2009/09/04 世界日報】@ http://udn.com/
2009年9月4日 星期五
兩岸合出康熙朝起居注冊
【聯合報╱特派記者賴錦宏／北京報導】
2009.09.04 04:13 am
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共同合作的「熙朝起居注」昨天在北京國際圖書展中正式發行；聯經出版社總經理林載爵（右一），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宇（左二），和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岩（左一）等共同出席。記者賴錦宏／攝影
分別典藏於台北故宮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康熙朝起居注冊」，經過兩岸出版社和學者大力奔走，終於共同出版。
聯經出版社總經理林載爵表示，有關台灣故宮的部分是首次出版，還原真實的清史資料，這是兩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共同出版的「康熙朝起居注冊」，昨天在北京國際圖書展舉行新書發布會。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宇指出，在清史學者閻崇年牽線策劃下，兩岸聯合出版，同步銷售，是兩岸出版界的大事。
林載爵致詞時指出，「康熙朝起居注冊」一共五十四冊，包括原藏於大陸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三十二冊，和在台北故宮的二十二冊，前者曾在大陸中華書局出版過，但有部分疏漏；台北故宮部分從未出版，這次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各自出版，版型一致，同步銷售，統一發行，不拆開分售。台灣售價一部台幣六萬九千元。
林載爵說，「起居注」裡藏有許多史實材料。康熙在位時，三次親征蒙古，打擊厄魯特蒙古的首領葛爾丹，但是從未真正消滅過。第三次時，差點可以完全消滅，還是失敗。葛爾丹的死因，清史「清實錄」和「起居注冊」就完全不同。
「清實錄」上寫葛爾丹是「飲藥自盡」；而「起居注冊」有不同說法，讓歷史學者對葛爾丹的死亡起疑。「起居注冊」上是寫葛爾丹早上發病，晚上就死亡，但不知生的什麼病。這就是最原始的記載，而「清實錄」的說法是清史官篡改。
原因是，康熙第三次親征時，曾對臣下表示，葛爾丹已無任何去處，未來只有三種可能：一是自盡，二是來降，三是被俘。「清實錄」裡的記載，應該是史官揣摩上意所為。
林載爵表示，類似的故事應該有不少，在「康熙朝起居注冊」能還原史實，有待對歷史有興趣者或清史學者發覺。
【2009/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2009.09.04 04:13 am
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共同合作的「熙朝起居注」昨天在北京國際圖書展中正式發行；聯經出版社總經理林載爵（右一），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宇（左二），和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岩（左一）等共同出席。記者賴錦宏／攝影
分別典藏於台北故宮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康熙朝起居注冊」，經過兩岸出版社和學者大力奔走，終於共同出版。
聯經出版社總經理林載爵表示，有關台灣故宮的部分是首次出版，還原真實的清史資料，這是兩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共同出版的「康熙朝起居注冊」，昨天在北京國際圖書展舉行新書發布會。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宇指出，在清史學者閻崇年牽線策劃下，兩岸聯合出版，同步銷售，是兩岸出版界的大事。
林載爵致詞時指出，「康熙朝起居注冊」一共五十四冊，包括原藏於大陸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三十二冊，和在台北故宮的二十二冊，前者曾在大陸中華書局出版過，但有部分疏漏；台北故宮部分從未出版，這次由聯經出版社和大陸中華書局各自出版，版型一致，同步銷售，統一發行，不拆開分售。台灣售價一部台幣六萬九千元。
林載爵說，「起居注」裡藏有許多史實材料。康熙在位時，三次親征蒙古，打擊厄魯特蒙古的首領葛爾丹，但是從未真正消滅過。第三次時，差點可以完全消滅，還是失敗。葛爾丹的死因，清史「清實錄」和「起居注冊」就完全不同。
「清實錄」上寫葛爾丹是「飲藥自盡」；而「起居注冊」有不同說法，讓歷史學者對葛爾丹的死亡起疑。「起居注冊」上是寫葛爾丹早上發病，晚上就死亡，但不知生的什麼病。這就是最原始的記載，而「清實錄」的說法是清史官篡改。
原因是，康熙第三次親征時，曾對臣下表示，葛爾丹已無任何去處，未來只有三種可能：一是自盡，二是來降，三是被俘。「清實錄」裡的記載，應該是史官揣摩上意所為。
林載爵表示，類似的故事應該有不少，在「康熙朝起居注冊」能還原史實，有待對歷史有興趣者或清史學者發覺。
【2009/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陳柔縉：烤鴨該怎麼吃？
【聯合報╱陳柔縉】
2009.09.04 03:11 am
陳柔縉
日本時代，台北有個叫吳江山的人，先在「東薈芳」當大廚，後開「江山樓」當老闆，這兩家有藝妲歌聲的酒家餐館，從一○年代到三○年代，其菜之好，不數一也當二，特別江山樓標榜「台灣料理」，和「蓬萊閣」餐樓做廣東菜和四川菜，同享盛名卻各有擅場。
從吳江山遺留的食譜，有道烤鴨稱之「掛爐燒鴨」，鹹菜塞進鴨肚子，外塗醬油，以燒紅的炭烤四十分鐘，即可片肉上桌。要吃的時候，以兩片土司相夾。食譜裡，有個奇妙的材料跑出來了，吳老闆說，土司要先塗「番茄醬」（ketchup）。
吃烤鴨，不塗甜麵醬，不配青蔥，反配鹹菜、塗番茄醬，此刻從文字上聞起來，味道就有幾分詭異。不論美味與否，當時採用番茄醬，應該有幾分實驗與創新的味道。
八○年代，麥當勞等美式速食店紛紛進軍台灣，吃薯條要沾番茄醬。熱狗、披薩也要番茄醬，番茄醬的角色逐漸加重。又老跟西方食物一起出現，好像是當代的新食材，事實不然，日本時代，除了名廚在用番茄醬，番茄醬的名牌「可果美」也已來台販售。
一九三○年代，可果美頻繁在台灣刊登小圖廣告，當時並不叫「可果美」，而是使用日文的「眱硒粣」，做為商品名，唸音近似「卡夠咩」，歷史已超過百年。
十九世紀末，可果美的創辦人蟹江一太郎從陸軍退伍時，長官西山中尉對他說，你家養蠶，但以後的農業不一樣了，不妨栽種西洋蔬菜試試看，蟹江便開始嘗試種番茄和高麗菜、芹菜、萵苣等西方蔬菜。擺到市場去，其他菜慢慢賣掉，唯獨番茄總是頑強留在原地。
當時，不要說日本人不習慣生番茄的氣味，連洋人也不大生吃番茄，而是把番茄煮熟當調味料。蟹江為了改變番茄冷肅不可親的面貌，專程跑去名古屋請教西餐主廚怎麼做番茄醬汁（tomato sauce，非番茄汁，也不是番茄醬）。一九○六年研發成功，蟹江正式設廠製造番茄醬汁。兩年後，番茄醬也開始生產了。
可果美最早的商標採用日本帝國海軍的五角星星圖案，遭人質疑，之後變形為六角星星。這枚六角星由兩個相倒的三角形交疊而成，模樣剛好很像手編竹籠或竹籃的花紋，日文叫「籠目」，發音正是「卡夠咩」，可果美之名即由來於此。
一九六三年，可果美捨棄星星商標，改成紅番茄內有英文字母「Kagome」。四年後，可果美在台南設立分公司，台灣人此時買的瓶裝可果美番茄醬，已不復見星星商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醫生無故被日警拘留五十天，他又失眠又暈眩又曉瀉又淚流，悽愴之餘，唯有餐水「略一慰」。第十八天，他在日記寫道，「午飯眴紸祫紸笫（按，番茄醬）炒的，頗可口」。能如此撫慰獄中的賴和先生，大概也是百年來，番茄醬最可貴的一次出演。（作者為作家）
【2009/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2009.09.04 03:11 am
陳柔縉
日本時代，台北有個叫吳江山的人，先在「東薈芳」當大廚，後開「江山樓」當老闆，這兩家有藝妲歌聲的酒家餐館，從一○年代到三○年代，其菜之好，不數一也當二，特別江山樓標榜「台灣料理」，和「蓬萊閣」餐樓做廣東菜和四川菜，同享盛名卻各有擅場。
從吳江山遺留的食譜，有道烤鴨稱之「掛爐燒鴨」，鹹菜塞進鴨肚子，外塗醬油，以燒紅的炭烤四十分鐘，即可片肉上桌。要吃的時候，以兩片土司相夾。食譜裡，有個奇妙的材料跑出來了，吳老闆說，土司要先塗「番茄醬」（ketchup）。
吃烤鴨，不塗甜麵醬，不配青蔥，反配鹹菜、塗番茄醬，此刻從文字上聞起來，味道就有幾分詭異。不論美味與否，當時採用番茄醬，應該有幾分實驗與創新的味道。
八○年代，麥當勞等美式速食店紛紛進軍台灣，吃薯條要沾番茄醬。熱狗、披薩也要番茄醬，番茄醬的角色逐漸加重。又老跟西方食物一起出現，好像是當代的新食材，事實不然，日本時代，除了名廚在用番茄醬，番茄醬的名牌「可果美」也已來台販售。
一九三○年代，可果美頻繁在台灣刊登小圖廣告，當時並不叫「可果美」，而是使用日文的「眱硒粣」，做為商品名，唸音近似「卡夠咩」，歷史已超過百年。
十九世紀末，可果美的創辦人蟹江一太郎從陸軍退伍時，長官西山中尉對他說，你家養蠶，但以後的農業不一樣了，不妨栽種西洋蔬菜試試看，蟹江便開始嘗試種番茄和高麗菜、芹菜、萵苣等西方蔬菜。擺到市場去，其他菜慢慢賣掉，唯獨番茄總是頑強留在原地。
當時，不要說日本人不習慣生番茄的氣味，連洋人也不大生吃番茄，而是把番茄煮熟當調味料。蟹江為了改變番茄冷肅不可親的面貌，專程跑去名古屋請教西餐主廚怎麼做番茄醬汁（tomato sauce，非番茄汁，也不是番茄醬）。一九○六年研發成功，蟹江正式設廠製造番茄醬汁。兩年後，番茄醬也開始生產了。
可果美最早的商標採用日本帝國海軍的五角星星圖案，遭人質疑，之後變形為六角星星。這枚六角星由兩個相倒的三角形交疊而成，模樣剛好很像手編竹籠或竹籃的花紋，日文叫「籠目」，發音正是「卡夠咩」，可果美之名即由來於此。
一九六三年，可果美捨棄星星商標，改成紅番茄內有英文字母「Kagome」。四年後，可果美在台南設立分公司，台灣人此時買的瓶裝可果美番茄醬，已不復見星星商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醫生無故被日警拘留五十天，他又失眠又暈眩又曉瀉又淚流，悽愴之餘，唯有餐水「略一慰」。第十八天，他在日記寫道，「午飯眴紸祫紸笫（按，番茄醬）炒的，頗可口」。能如此撫慰獄中的賴和先生，大概也是百年來，番茄醬最可貴的一次出演。（作者為作家）
【2009/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2009年8月29日 星期六
仿日熱潮──清末學制的制定
‧歷史月刊 2009/08/28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
【文／葉順意】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以甲午戰爭為轉捩點。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對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視的態度。甲午後，「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了「泱泱大國」的大清朝。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日本，並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一場學習日本的熱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新學制的制定並沒有取得預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並制定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制。清末學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學制制定的，但由於清政府沒有放棄「中體西用」的指導方針，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強敵何以成為榜樣
「壬寅──癸卯學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複雜。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是：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告訴中國人，日本已不是「蕞爾小國」。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為前者是往昔向己稱臣的東洋「學生」。戰後的中國人對日本充滿了痛恨和仇視，但是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對日本帶有一種欽慕，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
其次，改革人士的積極呼籲。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的口號，並提出了「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梁啟超在〈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摺〉，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江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兩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認為留學日本的益處多於留學歐美。張之洞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輿諸人，皆二十年前東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會奏〈復議新政摺〉，大力提倡留學日本。在這些革新人士的積極策動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現了一系列鼓勵留學日本的政策，並派遣大批官員赴日考察，主動學習。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中國全面向日本學習的時期，1898～1907年被稱為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門」。「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漢字比例為十之六、七。「同種」，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黃種人，在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與日本地屬同州，政體、民情最為相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同門」，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謂「師出同門」。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就有過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學習，只是當時中國是出於文化輸出地位，但是這畢竟給後來中國學習日本提供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夏偕復指出：「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鮮，取徑尤易。……我於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歧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復次，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甲午戰後，日本企圖獨霸中國，苦於實力不足，不得不另謀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對中國進行滲透。有人聲稱：「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正，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知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極力施加影響，熱情的接待中國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視，尤其是當時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緣，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赴日學習，路近費省，這對於財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張之洞指出：「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君主制，這是讓中國決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變「皇祚」的前提下，通過變革來擺脫危機。「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而近鄰日本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謀學習的榜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歐美等西方各國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體制。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最後，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雖為第三國的中國，因交戰地點在中國東北，使中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信念。
「學生」成了「先生」
甲午戰後，中國全新審視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官員赴日學習，同時高薪聘請日本教習來中國任教。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制定了頗具影響力的「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一）「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行
康有為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把著眼點瞄準了日本教育。於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拉開了留學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學生13名。留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在1902年以後快速增加，1905年達8000餘人。留日學生積極翻譯日本教育理論如《東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校制度》、《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新編日本教育法規》、《日本學制大綱》等。在制定「壬寅學制」的張百熙和制定「癸卯學制」的張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學生；另外，清政府還特別派吳汝綸、羅振玉、姚錫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政府實行「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的政策，派遣留學生的同時，高薪聘請了大量日本教習來中國從事教育工作。清末聘請日本教習的人數也是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日本教習幾乎遍布全國，奉天、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地，都有日本教習的足跡。清末，留日風潮的濫觴和聘請日本教習的颶風，使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深深打上了日本的烙印。（二）拿來主義：壬寅—癸卯學制
從戊戌維新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的學制建設已經從理論走向了實踐。清末兩個非常重要的學堂章程：《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是清政府頒行的正式法令。
《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由張百熙組織制定的，參考吸收了日本學制的特點。張百熙於1901年12月兼任管學大臣，是個推崇日本教育的漢族官員。1902年，在奏辦京師大學堂摺時就曾提議「仿日本學制，先設高等學校，作為大學預科」。「其他中、小學及專科職業學校教育，則聲明俟派員赴歐美日本考察其現行章程」，「儀器設備，則計畫先以款萬餘兩向日本採購」。張百熙還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學務。吳汝綸在日本考察約3個月時間，參觀京都、東京等地各級學校，返國後作《東遊叢錄》，向張百熙報告。這本書對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學制體系、各級學堂章程、教育統計，尤其是帝國大學之制度與課程，有詳細的記錄。雖然，《欽定學堂章程》已於此書出版前完成，但此書及1902年11月日本議員伊澤修二來華所呈的《日本學制大綱》，對《奏定學堂章程》的制訂，有顯著的作用。
《欽定學堂章程》包括六個章程：《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每一個章程之下均分為四章。日本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學校制度設置是：幼稚園、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初中（高等女學校、事業學校）、高中（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帝國大學。通過比較，可以看到《欽定學堂章程》採行了日本學制的影子。
《欽定學堂章程》雖公布於世，但並未施行。清末真正實行的是稍後由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早在「壬寅學制」制定期間，張百熙就曾向張之洞徵詢意見，張之洞向張百熙說：「日本學制尤為切用」，「宜選派學生赴日分習尋常師範及高等師範」，「至管學人員，亦須赴日學習教學法及教育行政」。張之洞還派羅振玉、王國維及黃紹琪等人赴日考察教育。羅振玉於1901年5月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主要任務是編譯出版日本教育書籍和法規。從1901～1903年間，《教育世界》刊登了多達97篇有關日本學制的譯文。作為國內唯一的教育改革論壇，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觀點以此為媒介廣泛傳播，從而影響了學制的制定。 1903年6月，張之洞開始主持學制制訂工作。經數月努力，七易其稿，於1904年1月完成，從此結束了中國新式學堂無章可循的歷史。「癸卯學制」分為三段七級，分別為初等教育階段（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階段（中學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分科大學、通儒院）。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是照搬日本的學制體系，但並沒有建立起日本那樣的近代教育體系。首先是，指導思想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束縛；其次，具體操作上存在刻板和教條的弊病。
作為海洋島國的日本，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明治維新吸收了西洋文化，對於外來文化不具有強烈的排斥，較易吸收和引進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不僅形成強烈的文化認同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優越感，且一直處於文化輸出狀態，由於這份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在接受外來文化時相當的痛苦。
對待西方文化，日本在吸收時也存在文化衝突，但沒有中國那樣強烈。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橋本左內提出「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與中國的「中體西用」異曲同工。但明治維新期間，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方針，「全盤西化」盛行。1884年，森有禮接任文部卿，將德國的國家主義與「天皇制國體」相結合，建立起日本近代教育體制。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雖貌似，但存在本質區別。「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勵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要求國民保留日本傳統文化。「和魂洋才」具有兼收並蓄的意味，它是從「東洋道德西洋藝」的二元論出發，經過全盤西化的浪潮後，從民族的立場對「脫亞入歐」再加以整合的方針。力圖融合東西方思想，並不強調日本傳統文化的優先和主導地位。
而「中體西用」的方針，將中西文化在價值和功用上加以區分，在強調「中學」的主體地位和價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學」的實用功能和補救作用，其高下之分，主輔之異、本末之別十分鮮明。
在具體操作上，中國對日本的學習過於刻板和教條。中國奉行「拿來主義」，雖有變通，但多數是照搬照抄。試以湖北幼稚園為例進行說明。1903年，湖北巡撫端方即根據《欽定學堂章程》飭令支撥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園。在此之前，中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擔。湖北幼稚園是仿日本的教育體系設立的，而且，聘請了戶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褓姆前來經辦，並由戶野美知惠擔任湖北幼稚園園長，主持園務工作，且擬訂《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該《章程》無論是幼稚園的教育宗旨還是教育內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定》中的完全一樣。甚至對幼兒的教學內容都有「日語」一項，就連設備也是從日本購進的。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便積極的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自強」與「求富」，再到康梁的戊戌維新及清末的「新政」，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國探索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學習西方，從器物到制度。曾經「西學中源」的思路抵消了文明衝擊帶給中國人的震撼，而「中體西用」也常常把西方科技作為一種國體的修補。
在中國與列強的較量中，中國是「屢戰屢敗」。甲午戰爭，中國親自領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戰爭中國目睹了日本的強大，這兩次大戰帶給中國人極大的心靈震撼，終於發現「成王敗寇」和「弱肉強食」是此時此刻國際間的遊戲規則。於是，「是非漸漸以事後的得失判斷，優劣漸漸由競爭的強弱劃分」，價值的評價和考量是非的標準徹底轉變了。「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照抄日本學制，就是這種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的心理失衡的體現。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
【文／葉順意】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以甲午戰爭為轉捩點。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對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視的態度。甲午後，「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了「泱泱大國」的大清朝。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日本，並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一場學習日本的熱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新學制的制定並沒有取得預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並制定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制。清末學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學制制定的，但由於清政府沒有放棄「中體西用」的指導方針，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強敵何以成為榜樣
「壬寅──癸卯學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複雜。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是：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告訴中國人，日本已不是「蕞爾小國」。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為前者是往昔向己稱臣的東洋「學生」。戰後的中國人對日本充滿了痛恨和仇視，但是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對日本帶有一種欽慕，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
其次，改革人士的積極呼籲。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的口號，並提出了「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梁啟超在〈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摺〉，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江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兩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認為留學日本的益處多於留學歐美。張之洞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輿諸人，皆二十年前東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會奏〈復議新政摺〉，大力提倡留學日本。在這些革新人士的積極策動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現了一系列鼓勵留學日本的政策，並派遣大批官員赴日考察，主動學習。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中國全面向日本學習的時期，1898～1907年被稱為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門」。「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漢字比例為十之六、七。「同種」，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黃種人，在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與日本地屬同州，政體、民情最為相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同門」，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謂「師出同門」。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就有過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學習，只是當時中國是出於文化輸出地位，但是這畢竟給後來中國學習日本提供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夏偕復指出：「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鮮，取徑尤易。……我於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歧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復次，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甲午戰後，日本企圖獨霸中國，苦於實力不足，不得不另謀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對中國進行滲透。有人聲稱：「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正，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知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極力施加影響，熱情的接待中國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視，尤其是當時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緣，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赴日學習，路近費省，這對於財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張之洞指出：「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君主制，這是讓中國決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變「皇祚」的前提下，通過變革來擺脫危機。「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而近鄰日本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謀學習的榜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歐美等西方各國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體制。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最後，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雖為第三國的中國，因交戰地點在中國東北，使中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信念。
「學生」成了「先生」
甲午戰後，中國全新審視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官員赴日學習，同時高薪聘請日本教習來中國任教。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制定了頗具影響力的「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一）「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行
康有為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把著眼點瞄準了日本教育。於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拉開了留學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學生13名。留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在1902年以後快速增加，1905年達8000餘人。留日學生積極翻譯日本教育理論如《東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校制度》、《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新編日本教育法規》、《日本學制大綱》等。在制定「壬寅學制」的張百熙和制定「癸卯學制」的張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學生；另外，清政府還特別派吳汝綸、羅振玉、姚錫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政府實行「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的政策，派遣留學生的同時，高薪聘請了大量日本教習來中國從事教育工作。清末聘請日本教習的人數也是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日本教習幾乎遍布全國，奉天、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地，都有日本教習的足跡。清末，留日風潮的濫觴和聘請日本教習的颶風，使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深深打上了日本的烙印。（二）拿來主義：壬寅—癸卯學制
從戊戌維新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的學制建設已經從理論走向了實踐。清末兩個非常重要的學堂章程：《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是清政府頒行的正式法令。
《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由張百熙組織制定的，參考吸收了日本學制的特點。張百熙於1901年12月兼任管學大臣，是個推崇日本教育的漢族官員。1902年，在奏辦京師大學堂摺時就曾提議「仿日本學制，先設高等學校，作為大學預科」。「其他中、小學及專科職業學校教育，則聲明俟派員赴歐美日本考察其現行章程」，「儀器設備，則計畫先以款萬餘兩向日本採購」。張百熙還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學務。吳汝綸在日本考察約3個月時間，參觀京都、東京等地各級學校，返國後作《東遊叢錄》，向張百熙報告。這本書對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學制體系、各級學堂章程、教育統計，尤其是帝國大學之制度與課程，有詳細的記錄。雖然，《欽定學堂章程》已於此書出版前完成，但此書及1902年11月日本議員伊澤修二來華所呈的《日本學制大綱》，對《奏定學堂章程》的制訂，有顯著的作用。
《欽定學堂章程》包括六個章程：《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每一個章程之下均分為四章。日本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學校制度設置是：幼稚園、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初中（高等女學校、事業學校）、高中（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帝國大學。通過比較，可以看到《欽定學堂章程》採行了日本學制的影子。
《欽定學堂章程》雖公布於世，但並未施行。清末真正實行的是稍後由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早在「壬寅學制」制定期間，張百熙就曾向張之洞徵詢意見，張之洞向張百熙說：「日本學制尤為切用」，「宜選派學生赴日分習尋常師範及高等師範」，「至管學人員，亦須赴日學習教學法及教育行政」。張之洞還派羅振玉、王國維及黃紹琪等人赴日考察教育。羅振玉於1901年5月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主要任務是編譯出版日本教育書籍和法規。從1901～1903年間，《教育世界》刊登了多達97篇有關日本學制的譯文。作為國內唯一的教育改革論壇，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觀點以此為媒介廣泛傳播，從而影響了學制的制定。 1903年6月，張之洞開始主持學制制訂工作。經數月努力，七易其稿，於1904年1月完成，從此結束了中國新式學堂無章可循的歷史。「癸卯學制」分為三段七級，分別為初等教育階段（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階段（中學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分科大學、通儒院）。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是照搬日本的學制體系，但並沒有建立起日本那樣的近代教育體系。首先是，指導思想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束縛；其次，具體操作上存在刻板和教條的弊病。
作為海洋島國的日本，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明治維新吸收了西洋文化，對於外來文化不具有強烈的排斥，較易吸收和引進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不僅形成強烈的文化認同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優越感，且一直處於文化輸出狀態，由於這份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在接受外來文化時相當的痛苦。
對待西方文化，日本在吸收時也存在文化衝突，但沒有中國那樣強烈。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橋本左內提出「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與中國的「中體西用」異曲同工。但明治維新期間，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方針，「全盤西化」盛行。1884年，森有禮接任文部卿，將德國的國家主義與「天皇制國體」相結合，建立起日本近代教育體制。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雖貌似，但存在本質區別。「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勵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要求國民保留日本傳統文化。「和魂洋才」具有兼收並蓄的意味，它是從「東洋道德西洋藝」的二元論出發，經過全盤西化的浪潮後，從民族的立場對「脫亞入歐」再加以整合的方針。力圖融合東西方思想，並不強調日本傳統文化的優先和主導地位。
而「中體西用」的方針，將中西文化在價值和功用上加以區分，在強調「中學」的主體地位和價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學」的實用功能和補救作用，其高下之分，主輔之異、本末之別十分鮮明。
在具體操作上，中國對日本的學習過於刻板和教條。中國奉行「拿來主義」，雖有變通，但多數是照搬照抄。試以湖北幼稚園為例進行說明。1903年，湖北巡撫端方即根據《欽定學堂章程》飭令支撥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園。在此之前，中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擔。湖北幼稚園是仿日本的教育體系設立的，而且，聘請了戶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褓姆前來經辦，並由戶野美知惠擔任湖北幼稚園園長，主持園務工作，且擬訂《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該《章程》無論是幼稚園的教育宗旨還是教育內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定》中的完全一樣。甚至對幼兒的教學內容都有「日語」一項，就連設備也是從日本購進的。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便積極的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自強」與「求富」，再到康梁的戊戌維新及清末的「新政」，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國探索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學習西方，從器物到制度。曾經「西學中源」的思路抵消了文明衝擊帶給中國人的震撼，而「中體西用」也常常把西方科技作為一種國體的修補。
在中國與列強的較量中，中國是「屢戰屢敗」。甲午戰爭，中國親自領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戰爭中國目睹了日本的強大，這兩次大戰帶給中國人極大的心靈震撼，終於發現「成王敗寇」和「弱肉強食」是此時此刻國際間的遊戲規則。於是，「是非漸漸以事後的得失判斷，優劣漸漸由競爭的強弱劃分」，價值的評價和考量是非的標準徹底轉變了。「壬寅—癸卯學制」基本上照抄日本學制，就是這種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的心理失衡的體現。
文字書寫的歷史／了解文明，從文字起源開始
2009/08/25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文字書寫的歷史》】
書名：文字書寫的歷史作者：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譯者：呂健忠出版社：博雅書屋出版日期：2009/8/25內容介紹：
文字書寫，已成為人類的知識最重要的工具（科學），社會的文化媒介（文學），民主表達與民眾知訊的管道（媒體），而且它本身就是藝術的表現（書法）。當今之世，完全以電子溝通為基礎的書寫系統正迅速蠶食到目前為止仍然以話語為基礎的書寫領域。文字書寫隨人類改變而改變，是判斷人類處境的一個依據。
本書配以豐富的文物圖片，介紹世界各地的文字起源與發展，從早期塗寫於石頭和獸骨上的文字，到現代的電腦和網路上的書寫無所不包。文字的出現源始於資訊的貯藏，首先聚焦於西元前四世紀美索不達米亞出現的書寫體系。引證了腓尼基和受它影響的希臘字母表，對孕育許多符號書寫的西方、中國、越南、韓國和日本等地的文字系統，都有深入的探究。並對西歐中世紀的手稿和印刷的歷史，以及引領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技術革新和拼字規則上，分別進行探討。
新書內容搶先看：
以文字書寫未來
「書寫是聲音的圖畫」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十八世紀這麼寫道，心中想的是他那個時代採取以人為中心的觀點評價書寫固有的目的和範圍。經過二百五十年又加上一場電子革命之後，許多人可能會同意書寫甚至超越人性，久戒不成，「戒」不斷理還亂。
經歷數千年使用算石符號和其他技巧以及在軟泥版和其他材料上的圖像等方式呈現「不完備的文字」之後，書記發展出「完整書寫」的觀念。界定完整書寫的整體語音功能顯然在西元前四千到三千五百年間於兩河流域首度出現，形式不一而足。書寫的功能與技巧透過「刺激擴散」——觀念或習俗從一個民族傳輸到另一個民族——啟發近鄰去創造類似的系統或文字。令人驚訝的是，歷史上只出現過三個主要的書寫「傳統」：亞非（兩河流域、埃及和黎凡特及其衍生文字）、東亞和美洲。這三大傳統可能都是來自共同的蘇美源頭。
這三大書寫「系統」也和許多過渡性的變體和複合體同時流通。所謂「過渡性」，指的是混寫的系統和混寫的文字（甚至兩者都包括，日文即是一例），無非是下列這三種的混寫：
1. 意音文字，又稱「單詞書寫」，也就是語素或書寫符號就代表單字。
2. 音節書寫，也就是語素承載個—別—的音節。
3. 字母書寫，也就是被稱為「字母」的符號代表個別的子音（子音字母表，如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或個別的子音和母音（這是完整的字母表，如希臘文和拉丁文）。
時移歲轉，大多數的意音文字系統先後轉變為音節書寫系統，原本的語意內容逐漸被語音內容取代。字母書寫的改變卻不是這樣。先有古埃及書記精益求精，接著塞普路斯的希臘人使之「臻於完善」，字母書寫從此維持穩定的「系統」，即使有種種不同類型的先進文字爭相問世。時至今日，由於全球化與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字母書寫正開始對所有其他的書寫形成挑戰。
十九世紀，有一位現代人類學的奠基者提出一種看法，雖有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卻不無參考的價值。他主張社會從「野蠻」演化為「文明」的關卡根本在於識字能力，在於閱讀書面語的能力。現在可能會比較傾向於視語言為社會主要的工具——把書面語當作握柄看待：書寫本身無法憑空促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的發展卻綽綽有餘。我們或許也有必要避免語言進化的觀點，硬要把語言的用途劃分為若干個演化的「階段」。意音文字、音節書寫和字母書寫這三大書寫系統都在特定的語言、社會與時代發展到極致。這三大系統並沒有等級優劣之分，也不是什麼「書寫演化」模型的不同階段——事實上「書寫演化」的模型根本是子虛烏有。它們只是書寫在開始發展之初適應不同語言與社會需求的不同形式，如此而已。
和一般人的看法背道而馳的是，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並不是書寫系統或文字發展背後的動力，要不然像印度的婆羅米文字就不會從簡單的字音字母書寫「退化」成標示母音讀音記號的複雜系統，創造出一長串類似音節表的符號。書寫史上比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更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精確、語音方面的顧慮、系統的穩定、不模稜兩可、景仰之情，甚至還有許多通常很淺顯的因素。
不過是前沒多久的事，法國歷史學家馬丹宣稱：「文明創造書寫，書寫與文明息息相關，所有的書寫無不反映特定文明的思考方式。」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偏偏事有不然。實情是，看來並沒有自主的「思考方式」足以為構成文明的基礎，不論哪個文明都一樣；所有的書寫都離不開借用和變造的過程，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而且「息息相關」其實是社會需求捉襟見肘時，在語音方面採取應急對策的務實措施。在讀寫能力僅限於特定少數人的社會，如古埃及或是傳教士抵達之前的復活島，書寫事實上效果非常有限。然而，在讀寫能力普及的社會，書寫的衝擊效果相當強烈。書寫保存了口說語言，透過無遠弗屆的社會影響把許許多多語言取向的處理程序整平、標準化、訂出規範，並且豐富社會的內涵，進而引發社會的動能。先進的人類社會，就如同我們在第一世界所看到的情形，沒有書寫根本難以為繼。獲得讀寫能力已成為僅次於擁有語言本身的一件大事，至少就人類所獨有的成就來說是這樣。
如果說書寫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那就是書寫並非從無聲的圖畫逐漸「演進」而來。書寫始於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那一瞬間，而且持續數千年都是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然而，改變看樣子方興未艾。現代的研究使我們了解到，閱讀一系列的詞符或字母——我說的是「閱讀」，不是書寫——大腦的運作會把那些符號直接連結到思想，根本就避開話語這一道程序。再說，現代的電腦如今不需要人類的中介照樣按既定的語法寫來寫去。倒不是這些現象本身，而是我們對這些現象有新的了解，使得我們預期書寫的角色、外觀與技巧在未來將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發展。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文字書寫的歷史》】
書名：文字書寫的歷史作者：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譯者：呂健忠出版社：博雅書屋出版日期：2009/8/25內容介紹：
文字書寫，已成為人類的知識最重要的工具（科學），社會的文化媒介（文學），民主表達與民眾知訊的管道（媒體），而且它本身就是藝術的表現（書法）。當今之世，完全以電子溝通為基礎的書寫系統正迅速蠶食到目前為止仍然以話語為基礎的書寫領域。文字書寫隨人類改變而改變，是判斷人類處境的一個依據。
本書配以豐富的文物圖片，介紹世界各地的文字起源與發展，從早期塗寫於石頭和獸骨上的文字，到現代的電腦和網路上的書寫無所不包。文字的出現源始於資訊的貯藏，首先聚焦於西元前四世紀美索不達米亞出現的書寫體系。引證了腓尼基和受它影響的希臘字母表，對孕育許多符號書寫的西方、中國、越南、韓國和日本等地的文字系統，都有深入的探究。並對西歐中世紀的手稿和印刷的歷史，以及引領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技術革新和拼字規則上，分別進行探討。
新書內容搶先看：
以文字書寫未來
「書寫是聲音的圖畫」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十八世紀這麼寫道，心中想的是他那個時代採取以人為中心的觀點評價書寫固有的目的和範圍。經過二百五十年又加上一場電子革命之後，許多人可能會同意書寫甚至超越人性，久戒不成，「戒」不斷理還亂。
經歷數千年使用算石符號和其他技巧以及在軟泥版和其他材料上的圖像等方式呈現「不完備的文字」之後，書記發展出「完整書寫」的觀念。界定完整書寫的整體語音功能顯然在西元前四千到三千五百年間於兩河流域首度出現，形式不一而足。書寫的功能與技巧透過「刺激擴散」——觀念或習俗從一個民族傳輸到另一個民族——啟發近鄰去創造類似的系統或文字。令人驚訝的是，歷史上只出現過三個主要的書寫「傳統」：亞非（兩河流域、埃及和黎凡特及其衍生文字）、東亞和美洲。這三大傳統可能都是來自共同的蘇美源頭。
這三大書寫「系統」也和許多過渡性的變體和複合體同時流通。所謂「過渡性」，指的是混寫的系統和混寫的文字（甚至兩者都包括，日文即是一例），無非是下列這三種的混寫：
1. 意音文字，又稱「單詞書寫」，也就是語素或書寫符號就代表單字。
2. 音節書寫，也就是語素承載個—別—的音節。
3. 字母書寫，也就是被稱為「字母」的符號代表個別的子音（子音字母表，如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或個別的子音和母音（這是完整的字母表，如希臘文和拉丁文）。
時移歲轉，大多數的意音文字系統先後轉變為音節書寫系統，原本的語意內容逐漸被語音內容取代。字母書寫的改變卻不是這樣。先有古埃及書記精益求精，接著塞普路斯的希臘人使之「臻於完善」，字母書寫從此維持穩定的「系統」，即使有種種不同類型的先進文字爭相問世。時至今日，由於全球化與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字母書寫正開始對所有其他的書寫形成挑戰。
十九世紀，有一位現代人類學的奠基者提出一種看法，雖有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卻不無參考的價值。他主張社會從「野蠻」演化為「文明」的關卡根本在於識字能力，在於閱讀書面語的能力。現在可能會比較傾向於視語言為社會主要的工具——把書面語當作握柄看待：書寫本身無法憑空促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的發展卻綽綽有餘。我們或許也有必要避免語言進化的觀點，硬要把語言的用途劃分為若干個演化的「階段」。意音文字、音節書寫和字母書寫這三大書寫系統都在特定的語言、社會與時代發展到極致。這三大系統並沒有等級優劣之分，也不是什麼「書寫演化」模型的不同階段——事實上「書寫演化」的模型根本是子虛烏有。它們只是書寫在開始發展之初適應不同語言與社會需求的不同形式，如此而已。
和一般人的看法背道而馳的是，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並不是書寫系統或文字發展背後的動力，要不然像印度的婆羅米文字就不會從簡單的字音字母書寫「退化」成標示母音讀音記號的複雜系統，創造出一長串類似音節表的符號。書寫史上比追求效率和追求簡單更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精確、語音方面的顧慮、系統的穩定、不模稜兩可、景仰之情，甚至還有許多通常很淺顯的因素。
不過是前沒多久的事，法國歷史學家馬丹宣稱：「文明創造書寫，書寫與文明息息相關，所有的書寫無不反映特定文明的思考方式。」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偏偏事有不然。實情是，看來並沒有自主的「思考方式」足以為構成文明的基礎，不論哪個文明都一樣；所有的書寫都離不開借用和變造的過程，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而且「息息相關」其實是社會需求捉襟見肘時，在語音方面採取應急對策的務實措施。在讀寫能力僅限於特定少數人的社會，如古埃及或是傳教士抵達之前的復活島，書寫事實上效果非常有限。然而，在讀寫能力普及的社會，書寫的衝擊效果相當強烈。書寫保存了口說語言，透過無遠弗屆的社會影響把許許多多語言取向的處理程序整平、標準化、訂出規範，並且豐富社會的內涵，進而引發社會的動能。先進的人類社會，就如同我們在第一世界所看到的情形，沒有書寫根本難以為繼。獲得讀寫能力已成為僅次於擁有語言本身的一件大事，至少就人類所獨有的成就來說是這樣。
如果說書寫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那就是書寫並非從無聲的圖畫逐漸「演進」而來。書寫始於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那一瞬間，而且持續數千年都是以圖畫表達實際的話語。然而，改變看樣子方興未艾。現代的研究使我們了解到，閱讀一系列的詞符或字母——我說的是「閱讀」，不是書寫——大腦的運作會把那些符號直接連結到思想，根本就避開話語這一道程序。再說，現代的電腦如今不需要人類的中介照樣按既定的語法寫來寫去。倒不是這些現象本身，而是我們對這些現象有新的了解，使得我們預期書寫的角色、外觀與技巧在未來將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發展。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一杯子的祝福》賀老街新活力
2009-08-28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即將在台北市萬華「剝皮寮」舉行的古街藝術節，四十六間街屋將展出廿四位中外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雕塑家洪易以咖啡杯及老街意象創作《一杯子的祝福》，來自巴西的安妮莎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以及攝影家陳伯義重現萬華街區影像的裝置藝術《浮光》，讓「剝皮寮」呈現新舊交替的風華。
策展人胡朝聖表示，萬華過去就是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繁忙的區域，之後陸續有日本人、華人、外勞進駐，是異文化撞擊激烈的場域，「混搭」的概念運用在「剝皮寮」有一種剝皮重生的意象，藝術家在此挪用傳統符號、重現現實生活，最後呈現海市蜃樓般的抽象意念。
洪易的《一杯子的祝福》期待讓作品呈現濃烈的在地之美。洪易的靈感來自於某次喝咖啡時，發現咖啡杯內的內容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是液體，也可以是一份心意。因此他創作三公尺高的咖啡杯，用鮮明的顏色彩繪著台灣民間的符號，而滿出杯外的則是一隻可愛的鴨子，相徵他對這片土地滿滿的祝福。
巴西藝術家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則將「剝皮寮」視為一處記憶交換的基地。黑暗中閃爍著紅光的頭顱無聲交換腦中的思緒，觀眾可以透過手機的藍芽裝置傳輸私人文字、影像及故事到作品裝置中，與不同人分享自己的記憶。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即將在台北市萬華「剝皮寮」舉行的古街藝術節，四十六間街屋將展出廿四位中外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雕塑家洪易以咖啡杯及老街意象創作《一杯子的祝福》，來自巴西的安妮莎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以及攝影家陳伯義重現萬華街區影像的裝置藝術《浮光》，讓「剝皮寮」呈現新舊交替的風華。
策展人胡朝聖表示，萬華過去就是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繁忙的區域，之後陸續有日本人、華人、外勞進駐，是異文化撞擊激烈的場域，「混搭」的概念運用在「剝皮寮」有一種剝皮重生的意象，藝術家在此挪用傳統符號、重現現實生活，最後呈現海市蜃樓般的抽象意念。
洪易的《一杯子的祝福》期待讓作品呈現濃烈的在地之美。洪易的靈感來自於某次喝咖啡時，發現咖啡杯內的內容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是液體，也可以是一份心意。因此他創作三公尺高的咖啡杯，用鮮明的顏色彩繪著台灣民間的符號，而滿出杯外的則是一隻可愛的鴨子，相徵他對這片土地滿滿的祝福。
巴西藝術家佛朗哥（Anaisa Franco）的裝置及錄像藝術《連結的記憶/封鎖的記憶》，則將「剝皮寮」視為一處記憶交換的基地。黑暗中閃爍著紅光的頭顱無聲交換腦中的思緒，觀眾可以透過手機的藍芽裝置傳輸私人文字、影像及故事到作品裝置中，與不同人分享自己的記憶。
剝皮寮風華再現多了藝術味
2009-08-28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完整保留清代街型及歷史建築的萬華「剝皮寮」，經歷了十年的修復之後，成為新生的歷史街區及藝文空間。「剝皮寮」位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康定路，老舊空間歷經十年「拉皮」，盡可能維持原貌，讓民眾有機會一睹古老的艋舺風華，見證當年「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的人文薈萃。
建築學者米復國表示，「剝皮寮」是台灣少數完整保留下來的清代街區，擁有閩南騎樓獨有的建築特色，同時還保留了日治時期特有的西洋柱頭裝飾風格，相較於同時期大稻埕迪化街建築的富麗堂皇，「剝皮寮」展現的是另一種簡樸風格。
清朝木材集散地 歷經十年整建「拉皮」
「剝皮寮」究竟剝的是什麼皮？米復國表示，「剝皮寮」在清代是木材集散地，從福州運來的木材在這裡進行剝皮加工。「剝皮寮」曾經是清代最重要的軍事據點、商業道，繁華一時。清朝末年台灣確定割讓給日本時，唐景崧建立台灣民主國的遊行起點就是從這裡開始，這條街具有歷史、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多重意義。
「剝皮寮」大量的歷史建築差點面臨被拆除的命運。由於商圈沒落，年久失修，台北市府一度計畫徵收劃歸為老松國小的校地。經居民自救會及樂山文教基金會極力爭取，才讓政策轉變為閒置空間再利用。
「剝皮寮」歷經十年的復原，東側部分已於二○○四年修復完工，成立台北市第一座鄉土教育中心。西側部分則於今年完工，並朝「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園區」發展。
「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規畫藝文空間
記錄片導演李文鴻拍攝了《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一片，回溯「剝皮寮」的過往繁榮。李文鴻說，當地居民的故事最動人，許多早就搬離「剝皮寮」的居民，現在還是習慣搭公車回到老街上逛逛，只為重溫往日風情，看能否與老友、老鄰居不期而遇。
李文鴻的記錄片中訪問耆老，暢談動人的古老生活點滴。像是當年萬華名醫呂阿昌的女兒呂瓊玉，現年七十歲的她回憶小時候和姊姊下課後在「剝皮寮」街上的點滴，彷彿昨日一般。當時她總是吵著問姊姊問可不可以吃點心或早些吃飯，姊姊的回答總是「要等爸爸看完病人才可以。」
「剝皮寮」耆老周法平的父親是醫政兩棲、曾代理台北市長的周百鍊，周法平猶記得小時候常到「茶店」叫父親回醫院行醫，當時「剝皮寮」的茶店非常有名，「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台北老字號裝訂廠「太陽製本所」的老闆陳霞明，也談到當時在「剝皮寮」手工裝訂的風光場面，手工裝訂一度是「剝皮寮」盛行的行業，幾乎家家都在騎樓下「摺紙」，再送到「太陽製本所」用手工穿線、裝訂，呈現家庭手工業的趣味。
「剝皮寮」修復完成後，自廿九日起將舉辦古街文化節，除了播放記錄片《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並將在修復後的建築空間裡舉行當代藝術展覽「混搭」，邀請廿四位藝術家作品參展。
中國時報
【邱祖胤／台北報導】
完整保留清代街型及歷史建築的萬華「剝皮寮」，經歷了十年的修復之後，成為新生的歷史街區及藝文空間。「剝皮寮」位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康定路，老舊空間歷經十年「拉皮」，盡可能維持原貌，讓民眾有機會一睹古老的艋舺風華，見證當年「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的人文薈萃。
建築學者米復國表示，「剝皮寮」是台灣少數完整保留下來的清代街區，擁有閩南騎樓獨有的建築特色，同時還保留了日治時期特有的西洋柱頭裝飾風格，相較於同時期大稻埕迪化街建築的富麗堂皇，「剝皮寮」展現的是另一種簡樸風格。
清朝木材集散地 歷經十年整建「拉皮」
「剝皮寮」究竟剝的是什麼皮？米復國表示，「剝皮寮」在清代是木材集散地，從福州運來的木材在這裡進行剝皮加工。「剝皮寮」曾經是清代最重要的軍事據點、商業道，繁華一時。清朝末年台灣確定割讓給日本時，唐景崧建立台灣民主國的遊行起點就是從這裡開始，這條街具有歷史、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多重意義。
「剝皮寮」大量的歷史建築差點面臨被拆除的命運。由於商圈沒落，年久失修，台北市府一度計畫徵收劃歸為老松國小的校地。經居民自救會及樂山文教基金會極力爭取，才讓政策轉變為閒置空間再利用。
「剝皮寮」歷經十年的復原，東側部分已於二○○四年修復完工，成立台北市第一座鄉土教育中心。西側部分則於今年完工，並朝「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園區」發展。
「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規畫藝文空間
記錄片導演李文鴻拍攝了《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一片，回溯「剝皮寮」的過往繁榮。李文鴻說，當地居民的故事最動人，許多早就搬離「剝皮寮」的居民，現在還是習慣搭公車回到老街上逛逛，只為重溫往日風情，看能否與老友、老鄰居不期而遇。
李文鴻的記錄片中訪問耆老，暢談動人的古老生活點滴。像是當年萬華名醫呂阿昌的女兒呂瓊玉，現年七十歲的她回憶小時候和姊姊下課後在「剝皮寮」街上的點滴，彷彿昨日一般。當時她總是吵著問姊姊問可不可以吃點心或早些吃飯，姊姊的回答總是「要等爸爸看完病人才可以。」
「剝皮寮」耆老周法平的父親是醫政兩棲、曾代理台北市長的周百鍊，周法平猶記得小時候常到「茶店」叫父親回醫院行醫，當時「剝皮寮」的茶店非常有名，「三間茶店道盡台北事」。
台北老字號裝訂廠「太陽製本所」的老闆陳霞明，也談到當時在「剝皮寮」手工裝訂的風光場面，手工裝訂一度是「剝皮寮」盛行的行業，幾乎家家都在騎樓下「摺紙」，再送到「太陽製本所」用手工穿線、裝訂，呈現家庭手工業的趣味。
「剝皮寮」修復完成後，自廿九日起將舉辦古街文化節，除了播放記錄片《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並將在修復後的建築空間裡舉行當代藝術展覽「混搭」，邀請廿四位藝術家作品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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