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記方東美先生

莊信正 　(20090216)

　檢查官忠於職守，在羅的額頭重重地蓋了一個大大的「匪」字戳印。方先生又在他的臉上狠狠地用鋼筆打了個叉叉。這「多彩多姿」的封面吸引我的注意；我站在那裡看了一會，隨即注意到方先生坐在那裡也注視著我。

　初中開始我就有「不務正業」的毛病，偏愛課外書，考試則往往不及格；高二在師院附中差點留級。那時候我和最要好的同學高清課外時間常去教職員宿舍拜訪申思聰老師。他學問見識都好；正當可塑性強的年歲，我們受到他很大的啟發。

　從申老師那裡我們第一次聽到方東美這個名字，並知道他是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的嫡孫，當年與美學家宗白華齊名，希臘哲學專家陳康是他的學生，等等。非常幸運地，學校圖書館有方先生的成名作「科學哲學與人生」（此下縮稱「科哲人」）。兩個人便輪流借出，儼然據為己有。
　就我而言，這本書最大的魅力是典雅的文字和濃重的文學情趣，有關哲學和科學的章節只是圇吞棗硬看下去；但確是正襟危坐地拜讀。受了它的影響，二人都想進大學專攻哲學。結果1954年他進了台大哲學系（至終轉修森林），我卻進了外文系。

　有如神明

　大一必修課「哲學概論」外文系單獨成為一組，由方先生教，使我喜出望外。因為人多，用的是進校門左邊靠新生南路有兩個門的大型臨時教室。第一堂上課前我注視講台那邊的入口，鈴剛響便見西裝筆挺的方先生凝重地穩步走了進來。他身量不高，但很壯實；方形臉，頭髮從中間平分。表情嚴肅，眼睛炯炯有神。

　他在講壇上打開大皮包，拿出幾本書，看了看台下，未作任何開場白，直接講起課來。首先為哲學下定義。他引了兩三個專家；日本名教授金子馬治所著「哲學概論」（1930年已有漢譯本；1958年啟明書局重印過），他用中文；但是羅素他直接用原文。我考取台大，主要憑數學和英文。但是一向不注重發音和會話，視為「末技」，聽力自然很差，只錄了兩三句便難以為繼。

　方先生講課口音重，口才卻好，材料又充實，侃侃而談，頗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唯一的問題是常常太專，盡管他知道我們高中剛剛畢業。每講到一個節骨眼，他會翻開一本英文乃至德文書，抑揚頓挫地念出相關的片段；既不譯成中文，也不一定交代內容。我去向申老師訴苦，他說方先生根本是在自我欣賞，不管對象的；叫我不必介意，聽懂多少算多少。

　德高望重，而樹大招風，學生間關於方先生的傳聞很多。例如說他性子急躁，容易發作；有一次從小職員、系主任、院長一直罵到校長頭上，大叫「你又是什麼東西！？」他脾氣大確是事實。教我們那學期考大考時全班惴惴地等著看這位大師會出甚麼難題。上課鈴響很久未見有人來；我們開始納悶是怎麼會事。正在竊竊私語，卻見方先生怒氣衝衝快步進來，重重地把皮包摜到講台上，厲聲說他去教務處拿考卷時職員態度惡劣，使他下不了台，因此沒有拿；考試取消了。說完離開教室。儘管我們知道會補考，卻認為這是意外的「緩刑」，舒了一口氣；有人竟悄聲歡呼起來。我這視方先生為神明的人和他一樣覺得學校當局不尊師重道，豈有此理，便去教務處告訴那職員剛才這位教授是方東美，其資望遠遠超過校長。他紅著臉苦笑著辯解了幾句。後來補考時由一位助教到場主持。

　親切瀟灑

　一、二年級我只能在名義上算是外文系，始終想要轉系。常常逃課而去旁聽哲學系的（包括陳康和殷海光二先生），特別有興趣的是方先生所開比較接近文學的「人生哲學」。臨時教室每一間都裝設電鈴，「哲學概論」總隨鈴聲按時下課。「人生哲學」則在文學院二樓最東邊角落的小教室，而電鈴在走廊上，不容易聽到；又是他最擅勝場的題材，講起來口若懸河，過了下課時間仍然滔滔不絕。我們聽得很有興味，有人卻要趕去上別的課。看來是經他授意，後來鈴聲一響哲學系的劉文潭便朗聲提醒：「方先生下課了」。

　上他的課不久發覺他對學生倒很溫和，有一次下了課便鼓勇向他提起他的兩篇舊文「哲學三慧」和「生命情調與美感」坊間和圖書館都找不到，問他是否可以借給我抄錄。他說手邊只各有一個孤本，怕會丟失，我可以去他家抄。未料有這「登堂入室」的機會，當即約定時間。

　方先生1948年去台大接長哲學系。他住的牯嶺街60巷4號據說原為台大校長的官邸。這是條短短的死胡同，進去左邊是一家人的大門，右邊是另一家人的牆，正對巷口是方先生的住宅。按電鈴不久有一衣著樸素、戴近視眼鏡的文靜少女微笑著開門讓我進去。穿過庭院是橫排的幾間日式房子；右邊是臥室、餐廳等，中間是書房。少女──他女兒天心──把我引進左端鋪榻榻米的長方形客廳；方先生隨即進來。文章已經放在靠前院臨窗的一張小桌上，略事寒喧我便開始抄錄。

　兩篇文章都很長，又怕快中出錯，大約去過四次才抄完。每一次都是他女兒開門，他自己送客；顯然是成規。我抄的時候方先生或者坐在沙發上看書，或者回到書房工作。

　這幾次給我留下一些難忘的印象。有一次我正在抄著，忽見方師母高芙初進來，拿著著紙和筆，要方先生點當天的菜。她在台大教大一英文，早我一年進物理系的老友王樹德屬於她那一組；告訴我她很親切，瀟灑，上課時站在講壇後面會脫掉一隻鞋子踏著；偶爾也會談到丈夫。我在校園裡常看到她，在她家卻只有這一次。

　有一次殷海光先生剛從美國回台灣，去看方先生。殷先生穿著西裝，一面來回走動，一面微笑著興致勃勃地談他的旅遊觀感。穿便服的方先生則坐在那裡，面帶微笑，眼睛隨著來回走動的年輕同事靜靜地聆聽。

　恣肆奔放

　另有一次我剛進客廳，見到小茶幾上放著當期──1956年3月5日──的「時代」（TIME）周刊，彩色封面是當時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的經過加工渲染的照片。羅1931年在國民黨圍剿時頭部受重傷，臉上疤痕縷縷，加上凶惡的眼睛，真可以說面目猙獰了。照片左後方又畫了一隻血手，更使人覺得陰森恐怖。當時國民黨對新聞管制極嚴，「時代」因為是有名的反共雜誌才被准許進口，但檢查官忠於職守，在羅的額頭重重地蓋了一個大大的「匪」字戳印。方先生又在他的臉上狠狠地用鋼筆打了個叉叉。這「多彩多姿」的封面吸引我的注意；我站在那裡看了一會，隨即注意到方先生坐在那裡也注視著我。

　我在他家看到他的英文簽名式Thome H．Fang第一詞最後那個字母用了希臘文寫法（像「麥當勞」速食店商標大寫Ｍ向左上方轉45度，再在上面加尖音號），覺得好玩，常常學著寫。這英文姓名第一個代表「東美」，中間「Ｈ」指Hsun，即珣。方先生名珣，字東美（典出「爾雅．釋地．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

　抄文章之外我也搭訕著向他請教。那時候對胡適很反感，問方先生的看法。他提到有一次二人晤談，胡表示很滿意自己不久前發表的論文「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方先生提出異議，說其中只論及二分之一的哲學；胡不能接受，繼續高談闊論，方先生便說那成了四分之一的哲學；胡進一步辯解，方先生也進一步指責那更成了八分之一的哲學。最後胡適讓步，說他那篇文章是為了「大公報」邀稿而趕寫的。

　他向我談過當年參加 「少年中國」的事，順便提到認識毛澤東。五十年代在台灣人們知道蔣介石非常尊敬方先生，請他去官邸和「革命實踐研究院」講過課。但我不記得他跟我談過蔣；倒是有一次我告訴他政府鉗制言論，年輕人抑鬱煩悶，不滿現狀。完全沒有想到他竟說道：「我們現在只有鬼混了。」這裡我用了引號，因為一直記著。

　我請他推薦幾本書。他寫在一張紙條上。中文有「蕙風詞話」，當時坊間未能買到。英文三本則立即託了一位在專門經營外文書刊的店裡打工的同班同學定購了，一直保存到現在：（一）George Santayana（桑塔雅那）， 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 （三個哲理詩人）； （二）T. E. Hulme（休姆）， Speculations（沈思集）； （三）Jacques Maritain（馬裡丹）， 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藝術和詩歌中的創造直覺）。書單針對我念文學這個事實，開得十分周到。當時我只知道桑塔雅那，對另外兩人諱莫如深。我把書單帶給夏濟安先生看；他很贊賞休姆反對浪漫主義而服膺古典主義的立場。正好他在編「文學雜誌」，當即要我譯出書中那篇「Romanticism and Classicism」（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在該月刊登出。上面三本書上所簽收到日期是1957年11月30日；但從二年級開始我就經常去找夏先生請教，志趣漸漸轉回文學。大一、大二我選方先生為負責打操行成績的導師（兩年都得「Ｂ」），三年級起改請夏先生了（兩年都拿「Ａ」。）

　那幾年我自己提筆會學著搬用方先生的措詞，例如「大宇長宙」，「移情同感」，「生命情調」，「神機瀟然，顧而樂之」等。二年級適逢十周年校慶（從1945年算起），舉行種種慶祝活動。我參加了論文比賽。高中養成作文不打草稿的習慣，對著題目先想一下，寫出腹稿，略加修飾便交卷。那天校方很周到地準備了草稿紙；我沒有取用，奮筆疾書。不料中途忽然發覺理路斜叉了出去，來不及收合了。時間緊迫，無法可想，竟硬生生地另起一段，前後文之間遂留下了惹眼的漏洞。居然獲得第三名。我始終覺得是直接得力於方先生；措詞和議論都是。

　因他的影響我喜歡上一些哲學家和文學家，特別是尼采（Nietzsche），至今我還保存著Random House 1927年版的The Philosophy of Nietzsche，1955年9月14日在台北文星書局買的，精裝，長1120頁。急切想讀的自然是Thus Spake Zarathustra），湊巧一位在軍中當政工官的同鄉流亡學生弄到一本高寒（中共文化界前輩楚圖南所用筆名）的漢譯本「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借來對照著看，並用紅藍兩種彩色筆小心翼翼地畫杠打記號。此後許多年中我奉尼采的超人哲學為圭臬；他恣肆奔放的文字使我聯想到「科哲人」裡某些片段。（上）
作為「詩人兼哲學家」，他很能體會藝術創造過程中所感受的甘苦；「科哲人」末章有生動的抒寫。詩人畫家起初「即之無物」，愁苦不堪，但「縱有無限酸辛，亦只得暫時隱忍，以求功候之深到」，及至功成，便覺「興會酣暢」。

　「科哲人」說17世紀以前哲學「簡直統攝一切知識系統而為之宗主」，並指出直到歐洲中古世紀仍為「百學之冠」；對於後來偏重科學的態度期期然以為不可。但是方先生談科學、尤其是哲學，出發點都離不開人生。第六章「生命悲劇之二重奏」開頭引了佩特（Walter Pater）「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的話：「哲學之有助於文化，……在提示種種問題，令人可以憭悟生命情緒，領受生命奇趣，觀感生命之戲劇的景象」，認為這話對於哲學的功能「可謂鞭闢入裡」。人生又正是文學的首要題材，因此第一章綜論哲學思想時說：「就文學看，一個李太白，一個哥德，一個華茲華斯，他們的作品裡都充滿了哲學精義，只可惜一般哲學史家有眼不識泰山，漫把他們都忽視了。」方先生熟讀柏拉圖，而不止一次強調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純粹是一種「詩的意境」。演講稿「詩與生命」根據桑塔亞那和懷海德（Whitehead）的看法下結論說「宗教、哲學、與詩在精神內涵上是一脈相通的」；他稱老子和莊子為詩人，稱自己為「詩人兼哲學家」（著有「堅白精舍詩集」）。「中國人生哲學」前言也指出中國哲學富有 「poetic insight」（詩思；詩情）。

　尊重科學
　方以智是方苞的叔祖，也是熔哲學、科學、文學於一爐的一代宗師。「科學哲學與人生」書名仿佛同這位先祖遙相呼應。方東美在科學方面並無特別造詣；但是強調「科學改造世界，利進人生之功績，真值得我們贊揚歌頌啊！」（他在「哲學概論」課堂上也不忘兼及科學，解釋過相對論。）可又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把數學與玄想的哲學「混為一談」。他用喀卜勒（Kepler）的天體運行三大定律計算火星繞太陽一周所需單位年而得出數學方程式，然後贊嘆：「我們締視這種簡而賅的結果，真可得著無窮的美感啊！」他把人性的研究分作兩大派別：「文學的心理學……是真實的」，而「科學的心理學……只是冒牌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寫心理學如寫小說。世或有人引為詬病，其實這正是他天才卓越，穎異過人的地方。假使當代心理學家都有文學家的識解，我相信人性的研究決不至於索然無味，淡然無神。」

　而哲學家也只有借重文藝家的創造直覺才能使人領悟「情的蘊發」。（第一章）第三章開端以三頁半篇幅敘述了卡洛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故事梗概，用來形容近代歐洲哲學思想變遷的大勢。用三頁敘述了所謂「荷馬贊詩」（The Homeric Hymns）中「大地歌辭」（Hymn to Demeter）的內容，藉以闡釋古希臘人積極樂觀的思想。又以兩頁多介紹了桑塔亞那「地獄對話集」（Dialogues in Limbo）中的一個神話說明近代歐洲因不能從心所欲而導致的虛無主義的悲劇。第五章接連引中國詩詞十個片段。

　信手拈來

　徵引文藝作品時方先生借重的不消說是其哲理性。這種作法我極為贊賞；偶爾也會覺得失之片面。「科哲人」首章引「西青散記」帶路探討哲學的源頭，但只是次要人物轉華夫人的一句話和一首詩。一般人提到該書大都注重所謂農村天才女詩人「雙卿」的作品，而不提轉華夫人；史震林所記她的其他詩詞和見解往往平平無奇，且嫌陳腐。方先生貶「敕勒歌」中「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五句「淺近無甚雅量，平易無甚高致」，更完全是從哲學立場發言，倘若看成文學批評，就不但褊狹而且武斷了。

　他在「哲學概論」課上曾講到趙孟頫妻管道升（仲姬）寫給丈夫的那首極其纏綿的詩，至今還記得他用桐城鄉音念「拈一個你，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時的聲口；「中國人生哲學」也重復引述過。另外他講過米芾路見怪石禮拜為師的故事；「中國人生哲學」也寫到，認為這顯示了宋朝這位書畫大家有「rare empathetic faculty」（難得的移情同感的才情）。米芾能從偶見的一塊石頭獲得靈感而作畫，方先生對這種奇妙的「創造直覺」很神往。作為「詩人兼哲學家」，他很能體會藝術創造過程中所感受的甘苦；「科哲人」末章有生動的抒寫。詩人畫家起初「即之無物」，愁苦不堪，但「縱有無限酸辛，亦只得暫時隱忍，以求功候之深到」，及至功成，便覺「興會酣暢」。

　「地錦密如褥繡，卿雲爛若龍文，海濤騰采，突涌光怪，奇芭含菀，暗熏妙香……」──像這樣富麗古雅的詞語在他筆下比比皆是。 對偶和排句也屢見不鮮，有時恍如駢文：「生命之創造，其營育成化，前後交奏，其進退得喪，更疊相酬，其動靜闢翕，展轉比合，其蕤痿盛衰，錯綜互變」；（「生命情調與美感」）「譬如觀水，溯流可以逢源，譬如升木，循根可以達杪」。（「科哲人」）他也常用玄奧冷僻的字眼，有不少是一般詞書和中文軟件沒有收的。 如果計算用字的筆劃，方先生該可超過大多數寫作者；「劖」、「鼚」和「爨」等字眼他簡直像是信手拈來似的。

　從「中國人生哲學」看，他寫英文也有同樣的習慣；如「withal」、「nowise」、「instinct with」和「ever and anon」等，都屬於古詞（archaic）。他不很著意於平順。第六章說唐代以畫火著名的張南本在成都金華寺大殿所畫的八明王極其逼真，「When a visiting monk walked to the altar，he was terrified to fall flat on the floor upon perceiving the living flame」。這裡第二分句中「terrified to fall」不合一般語法（另外，他的根據該是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而原文為「驚怛幾仆」，並未真正倒地）；「perceiving」可用「seeing」而未用，可能覺得太普通了；「living」前面應加修飾詞如seemingly。第三章說從漢末到中唐之間的佛學思想「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real Chinese properly so called」，措詞不無冗贅之嫌。

　翻譯西洋詩常常采用舊詩詞的形式，而且不怕以詞害意；翻譯三原則信、達、雅當中方先生無疑最注重雅。莎士比亞「暴風雨」名句「O，wonder！/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How beauteous mankind is！O brave new world，/That hath such people in’t！」是這樣譯的：「奇！/人生妍妙竟如斯！/世界海，/須賴爾扶持！」「馬克白」主角自殺前的獨白「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a poor player，/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it is a tale/Told by an idiot，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他用「調笑令」詞牌譯為「生命！/生命！/譎幻真如優孟！/狂情熱意當前，/無端化入冥煙。/煙冥，/煙冥，/杳渺空虛難詗」。都與原文大相徑庭；「優孟」一典更不合適。　大學三四年級我與哲學日漸疏遠，畢業後在台灣南部服兵役，隨即來美國進修，沒有再同方先生聯絡；他已於1977年辭世。對於五十多年前這段師生因緣，我卻始終懷念著，尤其珍惜成長期間有幸受到的薰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