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讀《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邱澎生
（2008/1/14, http://idv.sinica.edu.tw/pengshan/）
一、《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的寫作背景：
1.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最專精的研究領域，應為明代商業交通路線的演變，他受邀參加撰寫《劍橋中國史》第8卷的分工專題（註：趙世瑜先生曾精要地評介過此書大致 內容），即是〈明代的交通與商業〉一章，而這本《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英文原書書訊如下：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至於此部英文專書被學者徵引概況，則可查見 Google Print 網頁： http://books.google.com/books?q=confusions+of+... ），則實即是卜正民寫作《劍橋中國史》〈明代的交通與商業〉專章的副產品（見中文版本書收入的〈英文版作者序〉，頁ix-x）
2.反對並批判史學（特別是經濟史）中的「西方中心論」，則是本書的核心議題。
作者有言：「十六世紀，世界經濟的中心還不在歐洲…… 與其說中國經濟正在大西洋的浪潮前走向衰落，我們更應該將大西洋的浪潮，看作是正在由中國這個月亮牽引著。如果說歐洲人正努力在世界經濟中為他們自己構建 一個地盤的話，那麼，這個地盤就是通向中國的」（本書，頁15）。這段話很好地反映了作者反對「西方中心論」的立場。
至於有關挑戰「西方中心論」的相關論據，有興趣的讀者還可以另外參考約莫與本書前後出版的三種專書：(1)王國斌（Bin Wong）的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對王國斌此書的精要介紹，參見：李伯重，〈「相看兩不 厭」——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評介〉，《史學理論研究》，2000,2(2000)：148-158）、(2)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Steven Topik之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根據2005年英文二版譯出之中文本：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台北：如果出版 社，2007），以及 (3)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兩種中譯本的一種：《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邱澎生、陳巨擘、張寧、連玲玲、巫仁恕、呂紹理、楊淑嬌、林美莉、劉士 永等譯，台北：巨流出版社，2004）。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波反「西方中心論」的經濟史論著，其實已見於一些並非研究中國史出身學者的專著，其中可能特別以此二書最曾發揮過影響力： (1)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1991）；(2)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本書即是中譯之《白銀資本》）
二、寫作風格、方法論立場、全書結論與現實關懷：
1.（寫作風格）以冬、春、夏、秋區分的「明代四季」章節架構；〈本書出場人物〉（頁19-20）；張濤（萬曆《歙志》的編者）這位「倔強古怪的導游」（頁18）。
2.（方法論立場）由交通通訊看商業與文化的複雜互動：「你將讀到的，與其說是一部明代的經濟史，還不如說是一部文化史。我們關於明代經 濟的知識，至今還太粗糙，還不足以撰寫一部明代經濟史……沿著從十四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中葉看起來向前發展和不間斷的商業擴張軌跡……無情的商業化不斷加 劇的大背景，和它帶給明人與日俱增的不安和恐懼，是那樣的明顯，這又使得我們能夠將這些題目繼續寫下去」（頁14）；「文化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單一的， 它隨著實踐的多樣化和衝擊的興起而不斷改變」（頁13-14）。
3.（全書結論與現實關懷）明代那種「以士紳為主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結構……（士人與商人）兩個社會集團的微妙交合…… 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頁346-347）。「正是這些東西維繫著中國的社會結構秩序，而且不僅僅是明代的社會結構秩序」（頁 358）；「在將明朝由王朝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給自足鄉村社會轉變為晚期一個墮落的城市商業社會（這個）變化呈獻給讀者時，我清楚意識到它與我自己所處時代 的相似之處」（〈英文版作者序〉，頁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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