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繳交班級：107、119、121、123
二、繳交日期：98年11月16日星期一早上9點前(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亦可繳手寫稿)
1.當日遲交視同遲交，將扣總分5分(請於11月16日早上前將電子檔寄給小老師，範例：12645王小明)
2.遲交一天扣總分25分，依此類推。若作業缺交除該報告學期成績未得分外，亦影響學期平時成績。
3.請小老師於當天早上10點將作業繳交之社會科辦公室。
三、報告格式：
1.需有封面或頁首標明；內需有報告名稱、授課教師、班級、座號及姓名
2.內文請以12字，每段落第一行需隔開2字元，段落需有間距。
3.報告內文為細明體或新細明體，引用文章或文獻改用加粗標楷體。
4.抄襲與引用之說明：抄襲即是直接使用他人文章或報告繳交，並未具體指出這非本人完成，且個人參與拼貼文章或個人思想未參與之情形下完成之作業；引用則是具體標明他人文章，且使用他人文章之比例符合寫作原創性之原則。
四、讀後心得內容(請依序填寫)：
(一)回應老師提問：二選一(亦可全數回答)
1.請你閱讀你的歷史課本或者自修，整理張居正一條鞭法政策先關資料
(1)依自修整理重點方式，請各位同學詳細的說明一條鞭法和先前朝代賦稅制度的差異。
(2)請你找其他兩本歷史書籍(例如大學用書)或相關文獻(明史)，正確引用及標明出處這些書籍，請問台灣的史類文獻多半如何評價張居正．(請仔細回答，這不是簡答題)．
(3)請問這些歷史書籍的寫法和黃仁宇寫法的差易何在？你認為觀點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4)請你就現代觀點評價張居正，張居正應該得到何種政治評價？你認同張居正作法嗎？若你是萬曆皇帝，你將如何看待張居正？你將如何抉擇處理張居正身後之事？
2.「海瑞罷官」著作曾在中國大陸捲起政治千堆雪，請稍微整理海瑞章節之後，回答下述問題：
(1)黃仁宇描述海瑞罷官之意圖為何？可以解釋明朝何種現象？
(2)依據當代政治觀點，從今觀古，若海瑞成為當代官僚，您認為其可能引起的效應為何？
(3)請查課本或網路資料，當初「海瑞罷官」引起大陸何政治事件？請詳述
(4)若你為「海瑞」(請勿更改海瑞性格)，你將如何因應政治變化？你會採取跟海瑞一樣的行動或者更為善巧的方法。
(二)請你摘要萬曆十五年書中最感興趣的兩個章節內容(不可與第一題章節重覆)
1.文章摘要(需細膩的陳述作者想法)，每篇約250字~500字，無論直接引用或重組均需符合引用規定。
2.請你依據你在課堂上所學的歷史知識提出你的問題，例如張居正的形象與國中所學為何落差如此之大？
(三)請閱讀萬曆十五年另一章節(不可與第一題、第二題章節之外)，寫下你的讀書心得及感想(字數一千字以上)，並請為你自己的文章下個標題。
(四)文學理論中有人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Author)的觀點，這是法國當代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提「文本誕生，作者已死！」的觀點，巴特認為當作者完成其著作，並且發表，作者的客觀意義已經消失，留待讀者與書本的相遇，每個讀者都將以其文化背景(例如性別、族群等等因素)及因之而來的思考，創造屬於讀者自己的意義。亦即讀者擁有完全的閱讀與詮釋文章的能力．過去，同學們習慣接受教科書給予的單一歷史觀點，對於理解歷史，這些恐怕都不足．1960年代後，無論歷史研究的年鑑學派，或者西方後現代主義都深刻的反省霸權式的單一史觀；簡而言之，西方當代的歷史學者認為歷史是被建構的，所以每一段歷史紀錄都是經過作者檢選與充滿主觀性的論述．請依據老師前述的觀點，閱讀補充資料一－黃競存先生書寫黃仁宇，並請參照你個人的萬曆十五年的心得，請問黃仁與為何會發展岀大歷史觀點；你可以參閱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書，書中詳細的闡述黃仁宇個人的觀點，但請勿抄襲．這一題著重的是同學你個人的閱讀觀點，而非其他作者的觀點．
【補充資料一】 我的哥哥黃仁宇 作者:黃競存 (引自時報閱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extension/bc0103/bc0103006.htm
那天加州氣溫平和，我們還在計畫週末活動，突然間仁宇兄的兒子培樂來電話，他說父親在三小時前，在去附近一間電影院時，突然因心臟病不治棄世。過了一兩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駕車到離 New Paltz 二十多英哩的一家電影院去看一部文藝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
我的哥哥黃仁宇和嫂嫂格薾住在美國紐約州 New Paltz 市，在一九九九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兩次電話，在交談中互相勉慰，慶幸平安的進入一個新世紀。
二○○○年一月八號，新世紀剛度過一星期，那天加州氣溫平和，我們還在計畫週末活動，突然間仁宇兄的兒子培樂(JeffersonHuang)來電話，那時是加州時間上午十一點半左右，培樂的語音很平穩，可是消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像到的：他說父親在三小時前，在去附近一間電影院時，突然因心臟病(CaediacArrest)不治棄世，就在這個簡短的電話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辭的永別了。
過了一兩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駕車到離 NewPaltz 二十多英哩的一家電影院去看一部文藝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FallingOnCedars)，他們剛到達電影院，仁宇兄說身體不適，在進門廳室，一坐下來就暈倒，當時由救護車送到附近醫院急診，醫生已束手無策了。
當時我除了傷感之外，還有一點詫異：平常仁宇兄作事認真，不愛浮華，為甚麼要在週末白天去電影院呢？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網路中尋找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這影片是根據一九九四年間一部最暢銷的小說編攝的，小說已經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叫《愛在冰雪紛飛時》，故事發生在西雅圖城海灣中一個小島。在大雪飄零之際，一個當地新聞記者查訪法庭審問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種族男女間的愛情，小島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間的嫉忌和偏見，都反映在記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測，仁宇兄對寫小說有興趣，他去看這影片，不是純粹為了娛樂，而是要把文藝著作和電影兩種媒體相互比較，有研究的性質。
當天他們夫婦離家去電影院時，仁宇含笑對格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隨後格薾開車沿赫遜河岸轉折，仁宇繼續將身後事作為話題，和格薾檢討。這場經歷在格薾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毀滅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從小在湖南長沙長大，一直到中學畢業，我們的父親黃震白，別名種甦，是中國革命初期同盟會會員，在長沙時，我們兄弟年輕，父親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記憶中比較深刻的是在客廳牆上掛的國父孫中山的手筆，題贈「種甦同志」，中間是「博愛」兩個大字，下首是孫中山的簽名和印章。這幅字帖一直掛在家中，到了一九三九年抗戰開始，家人分散，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黃仁宇在十四五歲左右(一九三二年)開始向當地報紙投稿，當時湖南日報副刊，連續登載他寫的世界名人傳記，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畫像。黃仁宇的寫作熱忱，從中學時代開始，從未間斷。以後他繼續在文章書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圖，包括白描畫、地圖、表格和作戰形勢圖等，都一手細心創製，他的私人用箋，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畫，描寫過去運河漕運情形，原來是他寫明代經濟史中的插圖。
一九三八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念電機工程，剛過了一年，全國抗日戰爭開始，國內比較有名氣的大學都輾轉遷入內地，黃仁宇放棄學業，在長沙參加抗戰日報，作編輯訪問工作，那時抗戰日報的社長是田漢，總編輯是廖沫沙(廖沫沙後來在中共中央工作，和吳唅，鄧拓用「三家村」筆名寫文章諷刺當局，變成檢討下放的標的，導起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
黃仁宇於一九四三年由重慶飛往印度，參加中國駐印度遠征軍，在孫立人部下作參謀，常到戰場視察，仍舊寫文章，大部在重慶大公報發表，在北緬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線觀察，被日軍藏在樹叢中的狙擊兵射正大腿，運到後方調養。
抗戰勝利之後，仁宇兄隨軍由上海飛到東北、隨後由國防部選派到美國 Leaven Worth 參謀大學深造、後來又到日本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在這個期間，我們只在日本東京匆匆見面二十四小時，一直要到一九五二年，他決心解甲讀書。我們兄弟，才有比較多的見面機會。
從一九五二年開始，黃仁宇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念書和工作，那時他已經是三十四歲，把半生的事業成就全部放棄，重新和年輕的學生們生活在一起，這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他採取這途徑，表示對自己寫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願意在半工半讀的條件下，發憤攻讀。
黃仁宇在密西根大學 Undergraduate School 念了三年，由新聞系轉到歷史系，取得學士學位，在這段時間，除開讀書、工作之外，他對年輕大學生的課外活動一樣有興趣。密西根大學是美國中西部足球連盟的一員(Midwest Big1o)，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輪流比賽，每場的觀眾上萬，黃仁宇戴上黃藍兩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熱烈參加。
隨後黃仁宇繼續念研究院，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取得博士學位，美國政府，對大學文科(Liberal Arts)不大重視，政府研究津貼很少花在這個部門，因為這個緣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維持。
黃仁宇一面工作謀生，可是仍專心讀書，我看著他從一個業餘性質的作者，蛻變為胸藏萬卷的學人，他以後的成就，都是在這個期間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實錄一百三十三卷從頭到尾研讀，以後寫文章，下結論，都引證紀實，不憑空虛構，也就是他為學過人之處。黃仁宇辭世之後，嫂嫂格薾寄給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黃仁宇最近十年的讀書工作紀錄。我打開一本，看到他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日記，其中一個星期，他在五天之內，把「大史長篇」，重新研讀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長篇」是怎麼樣的書籍，請教一位國史專家，他說大概是明朝王禕著的《大事記續篇》(七十七卷)和朱國楨著的《大事記》，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黃仁宇讀書認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萬曆十五年》開始是用英文寫的，在一九八一年由雅禮大學出版所印行，當時為美國名作家 John Updike 發現，在New Yorker雜誌寫文推薦，同時這本書也列入美國歷史書五個最佳作品之一。翌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文革首先被清算的廖沫沙題箋，印在封面。這題箋也有一個小故事，我在一九八○年九月間，參加美國航空學會訪問中國航空工業，途經北京，這時黃仁宇已經計劃把《萬曆十五年》在中國印出，託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見他的舊友廖沫沙，請他題箋。廖那時已清反復職，即刻照辦，我現在手頭還有仁宇寫的一個短簡，謝謝我們弟妹替他取得廖沫沙的題箋，並且說：出版書籍，和其他工程一樣，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協助支持，要謝謝你們在北京的連繫工作。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北京出版，傳到台灣陶希聖先生，陶先生很欣賞這作品，特別在台灣推薦，並同意寫一篇讀後記，台灣版就在陶先生領導下的食貨出版社印行。
黃仁宇個性強，不論學術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輕易改變初衷。可是為人謙和，不事誇張。《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和台灣暢銷，他對我一字不提，直到我們的表弟李承露從台灣來信，報告情形，我打電話給仁宇兄說：「聽見你在台灣出版界和讀者心目中聲名鼎盛。」仁宇兄沒有驕意，只問：「是那個人告訴你的？」
黃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國大歷史》，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時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可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到紐約州去看他們夫婦，仁宇兄就告訴我：他對中國歷史有一個新的研討方式，和美國各大學中國史專家看法完全不一樣，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學科的研究內情，只覺單刀匹馬，和一班學術權威打對頭，不是智舉，就將這想法坦白陳述，黃仁宇一點也不同意，話題就終止了。
黃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熱腸，對人誠懇，人或有機謀，他視而不見，他在 New Paltz 住處簡素樸實，他寫作的廳房面對著紐約聞名的 Catskill 山地遊覽區，可以看見日出日落，風雲變幻。在黃仁宇的心目中，比甚麼高樓大廈，都要勝過一籌，同時他注重儲蓄，家有餘資，都細心投資。
黃仁宇夫婦愛旅遊，在英國劍橋大學工作時，曾遍遊西歐各國，在美國遊歷東西岸，最後在一九九八年春來加州訪問，和家人歡聚之外，他們夫婦並開車到 San Diego 和 Las Vegas 遊覽。
仁宇兄最後一次旅行，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應葡萄牙政府邀請，到里斯本參加澳門歸還中國紀念會，在會中黃仁宇發表論文，題為「中國的經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黃仁宇歡喜賓客，New paltz 附近有幾家餐館，是他家待客之處，其中有兩家在赫遜河畔，風景優美，這地方也就是他寫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名稱的來源。另一家中國餐館，叫「小熊飯店」，地址靠近 Woodstock，是 Rock Music 發源之處，餐廳背山近水，非常風雅。
仁宇兄常說：「我一生經歷過中外各階層的生活，不論是治世亂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現在我個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無憾。」這種看法，和他最後一天和格薾嫂所講的話，如出一轍。
※【補充資料二】 新文化史簡介 引自東華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蔣竹山老師個人網頁資料 http://134.208.20.227/New_Culture/index2.htm
二十世紀的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自六○年代以來的「新史學」或「社會史」挑戰了傳統史學，逐漸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到了八○年代，「新文化史」取代「新史學」中的社會、經濟與人口史成為學界的寵兒。為了要和十九世紀末的Jacob Burckhart與Johan Huizinga的古典文化史作區別，一九八九年美國新文化史家Lynn Hunt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導論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中首次將八○年代的這種史學研究類型稱之為「新文化史」。英國文化史家Peter Burke(彼得˙柏克)曾在訪談錄中提到：「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他們的行為展現了他們的特點，微觀史家Carlo Ginzburg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這點」。新文化史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包含了政治、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法國年鑑學派第四代當家Roger Chartier則從上層文化／下層文化、生產／消費、真實／虛構三方面，來明確定義新文化史與傳統智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及社會史的區別(Chrtier, 1988: 37-45)。Chartier更指出當代西方史學研究的特色是「從社會角度的文化史學轉向文化角度的社會史學」。
Chartier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書中找到實際的研究個案。然而，Lynn Hunt在該書所倡導的新文化史觀念，卻在二十世紀末受到質疑與思考。弔詭地是，質疑這種取向的不是受新文化史批判的那批社會史學者，而是身受「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影響深遠的Hunt本人與歷史社會學家。Victoria E. Bonnell 與 Lynn Hunt合編的論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的出版，即象徵了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再次轉向(或超越？)。本書編者及撰者主要都是曾受過社會史或歷史社會學訓練的史學家及社會學家，他們曾恭逢「文化轉向」的盛會，有鑒於歷史學與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對文化議題的研究交集過少，他們企圖解決文化分析或文化轉向所引發的問題。但遺憾地，他們並未提供解決之道，只點出目前所關心的問題，以及提供未來的文化的研究的可行方向。在二十世紀末，我們不僅可看到歷史學與社會學對文化議題的總檢討，人類學界亦興起一股討論文化理論之風，例如一九九九年出版的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書中就對G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詮釋理論，有了一番新論。
歐美史學界這股新文化史研究已風行將近二十年，目前正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反觀國內，有關歐美新文化史的資訊尚大多停留在「年鑑學派」第二、三代的介紹。稍值得安慰的是，近來已有一些坊間出版社正著手翻譯新文化史的經典名著，這對國內史學界會造成什麼衝擊，仍有待觀察。要對歐美新文化史有所了解，除了經典的閱讀外，熟悉論新文化史走向的研究，亦是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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